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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方法写作-论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

2021-06-10 10:06:33
作者:杭州千明

  本文以“鲁迅与越文化”为分析视角,通过越文化对鲁迅文学创作影响的研究,从地方文化影响的层面探寻文学创作的深层次内涵。越文化作为中国民间本土文化之一,是多元区域文化的特色代表。鲁迅的创作深受越文化的不断浸润,饱满的吸收了故乡文化的精神。其思想和人生态度都极具矛盾复杂、刚硬坚韧、批判反抗的理性元素。从鲁迅作品中有绍兴典型的自然乡土风貌,神秘的民俗事象,即当地复杂的文化特性可以联系到三者的关系。

  本论文的写作共包括三个部分内容:引言中建立地方文化和鲁迅之间的关系,确定本文论述主题。正文第一章以越文化为分析重点,阐述其形成、特点和体现。正文第二章在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部分具体阐述鲁迅的“越性”价值观念和价值选择,正文第三章阐述鲁迅作品中的越文化内涵。

  可以说,建立起越文化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越文化与鲁迅的关系,近年来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主题。陈方竞的《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二1999,作者建立起故乡文化与鲁迅人生的关系,并以此来进一步探讨鲁迅和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以及在近现代的发展情况。文章所涉及的范围较为广泛,包括了对浙东地理历史文化的研究和鲁迅与故乡文化是“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是较早研究鲁迅与故乡文化的著作,探讨了鲁迅故乡文化与整个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王黎君的《鲁迅性格越文化溯源》2010,作者主要从越文化的生成与地理环境的变化,历史的变迁有关的角度进行细致的分析。刘家思《正史笔调与现实讽喻——论鲁迅小说<理水>的大禹原型及其思想指向》2018,作者通过对《理水》的分析来建立鲁迅与大禹的联系,阐明大禹治水引发鲁迅对现实的思考和剖析,以历史映射现实。著作把重点放在了通过对其作品的剖析,反映禹文化对鲁迅的作用和指导。这对于论文中把握越文化的大禹精神对于鲁迅的指导有着很大的意义。黄乐琴的《鲁迅与绍兴文明》2002,通过分析绍兴独特的环境和社会结构形成了了鲁迅的个性、价值观念、审美理想等方面进行阐述,再一次把鲁迅与绍兴地方文化联系起来。燕晓鸣的《论鲁迅小说中的地域文化特色》2010,作者通过分析鲁迅作品中的故乡文化标志,如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论证鲁迅与地域文化的联系。庞家伟《鲁迅文学创作中的民俗文化传承》2013,主要以分析鲁迅所接触到的民俗文化和作品中的呈现,阐述他对于民俗文化的继承。创新的把鲁迅从小接触的绍兴社戏单独提出来详细的分析,并以他的作品为桥梁。

  (二)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暂无鲁迅与越文化之间的相关研究。

  (三)对上述状况的评述

  上述文献都在一定程度上梳理了鲁迅故乡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具体内容,再深入分析鲁迅的性格、价值观念、审美理想等,从而建立鲁迅与故乡文化的关系,强调鲁迅对于故乡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各篇文章之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无论是着重于故乡文化,并细致地揭示故乡文化是以怎样的方式、途径、形式来形成鲁迅独特的思想、风格。还是以鲁迅的作品为论据来分析鲁迅身上的越文化气质,都对本文研究鲁迅与越文化之间的关系有着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参考价值。本篇论文避免单一的论述鲁迅与越文化,或者越文化与其作品的关系,以越文化的构成,越文化在鲁迅身上的呈现,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在其作品中的体现三个大的方面建立鲁迅与越文化整体的联系。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有:1.文献梳理法。本论文用文献梳理法对所搜集到的文献进行梳理,深入理解相关研究状况,找出其中的创新和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角度。2.文本细读法。本论文用文本细读法对搜集到的文献进行细读和分析,与自己理论相结合,使得文中讨论分析有理有据。

  讨论与分析

  一、绍兴“越文化”的构成

  越文化,属于吴越文化中的一个具体部分,是越族在它早期兴衰起伏的漫长过程中所积淀而成的巨大心理经验体系并作为一种文化延续下来。再说会稽,有古籍称:“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司马迁.史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21.]]越人在经历过宁绍平原发生的三次海进海退后,便迁移到了会稽山区即现在的绍兴,并在此定居。越人不畏艰苦,坚韧不拔的品质在与严酷的自然环境进行斗争时形成,同时还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根据书上的记载,古越人喜欢剪短头发,在身上纹满花纹,坐姿像箕的形状,还特别喜欢吃生的东西,善长野音,注重巫术和鬼神等很多越地的民族风情、生活方式及习俗信仰也都不断的流传至今。越人身上的质朴、强悍勇敢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气质也体现的淋漓尽至。

  (一)海洋、农耕、游牧文明结合

  越文化结合了海洋、农耕、游牧多种文明,相互之间融合而促成了丰富的文化性格。越人面对着大海,又依靠着大山的生活,就形成了他们敢于开拓、积极冒险但却有又保守拘泥,务实委婉的矛盾性格。

  首先,绍兴作为中国东南海岸的一个城市,经常受到海潮洪水泛滥的影响。又是大部分河流流经的地方,内陆的水道与海洋相连,使得当地多湖泊沼泽,海事也异常艰险。有学者提到过古籍中的记载:“浩浩之水,潮汐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王黎君.鲁迅性格越文化渊源[J].绍兴文理学报,2010,(3):15.]]在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下,越人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向内高地后退,要么积极尝试去探索征服海洋。在拓展海洋土地的过程中,渺小的人类力量很难与自然的力量进行抗衡。原始社会的社会生产力只能提供简单和原始的工具,我们可以想象越人用一只小舟在大海上为了生存而拼搏着,却有很多人依旧逃不过大浪无情的吞噬的。但是越人们依旧不断尝试和努力,向未知领域进行挑战,向生存而挑战。于是在长期的斗争过程,成就了越人们坚毅和果敢无畏、务实的冒险精神,成就了越文化中的海洋文明部分。

  其次,还有一部分向高地后退的越人,以及在之后被海侵而无可奈何也向高地迁徙的越人,在山中又成就着越文化中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的部分。绍兴多山,随着越人不断的探索,最后慢慢迁徙到了会稽山一带。不断的迁徙使得越人在这段时间中过上了游牧生活,由此,游牧文明也悄然的出现了。之后越人身上有着对自由的追求和向往,以及独立叛逆的精神。安定在山中后,越人学会狩猎、植茶、养蚕的劳作耕种,过着原始粗放的农耕生活。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的出现标志着农耕文明的形成和进步。绍兴的山被越人先祖依赖和开发,而绍兴的山也用自己容纳万物的气度去包容养育和影响着越人,坚韧的品质透彻的浸入越人的血液里。鲁迅自己也曾说过越地的民性有山岳气,如钟会、嵇康身上的“硬”。除此之外,绍兴内陆的水系十分发达,河流与沼泽的交错也不断地滋养着悠久的农耕文明。他们捕鱼捉虾,灌溉田园,熟悉水性,善用船舶进行再次创造,性格也如同涓涓河溪一般的温润柔顺。越地之后流传的五大女子中无论是因父失足落水寻找未果而毅然投江的曹娥,又或是坚贞化蝶追寻爱情的祝英台,更或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洪流中冲锋陷阵的秋瑾,都有着越地山的坚毅和水的柔情。另一方面海洋虽然带来资源,但也成为越人与外界联系的最大阻碍。这片极度封闭的土地成为越人赖以生存的空间,因为无法去到外面的世界,无法放开眼界,终日在山与山的阻隔中追寻生存之地,且忙于和山中野兽进行斗争以求活命,圈住了脚步,也圈住了思想,这使得拘泥保守的性格慢慢形成,与之前在海洋中形成的开括进取的精神相互交织。三种互相对立的精神碰撞出越人矛盾又曲肠百转的性格并传承下来,一直持续几千年。

  (二)“大禹精神”对越文化的丰富

  谈论绍兴的越文化,那么就一定离不开大禹这个人物,以及在他身上的传奇故事“大禹治水”。当越人面对祖祖辈辈所居住的土地被海水淹没,却无能为力时,便幻想着向神明祈求帮助,禹的出现就成了必然。所以可以说越族先民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抵抗搏斗的精神和他们的对美好生活的祈盼都聚集于大禹身上,大禹精神成了越文化中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的原型。有学者总结其精神:“他迎难而上,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决心;他敢于担当,具有力挽狂澜的气魄;他一心为民,具有舍家为国的献身精神。”[[[]刘家思.正史笔调与现实讽喻——论鲁迅小说《理水》的大禹原型及其思想指向[J].鲁迅研究月刊,2018,(7):18.]]这其实与越文化是相对应的,越人在面对失去家园被迫搬到会稽山地时,极度缺乏水土资源的情况让他们不得不重新过上原始社会狩猎方式与农耕种植相结合的生活,但他们也秉持着足够的勇气和信心,一切从头开始建设其家园,这与大禹求真务实、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是一致的。越先民抗灾自救就如大禹与汹涌的洪水斗争一般,体现出的不屈不挠、坚忍顽强、力挽狂澜的精神。越先民在这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将这种精神蕴含于大禹治水的神话中,成为越文化的一个部分也深深地烙印在这个民族的文化上。

  (三)宗教色彩对越文化的修饰

  当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解决生存问题之后的越先民,保持着对自然神秘和未知探索的崇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即宗教。最原始的宗教要数对图腾的崇拜,这时期的古越族就兴起了对图腾的崇拜,而古越族也是众多部落中最先开始对蛇图腾进行崇拜的。从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随处可见有蛇形的图案,越地至今都有一些关于蛇的活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对鸟的崇拜也开始盛行,称其为“谷神”。对牛的崇拜稍晚一些,人们称其为“耕作神”。同时在崇拜过程中人们会举行一系列的仪式活动以祈求庇佑,从鲁迅的小说中可以找到很多描写到很多关于宗教的活动仪式。有学者总结道:“这些习俗反映了越地自远古以来发展起来的是以农为本的农耕文化传统,越人的执着、坚韧、卓苦勤劳,以及不无牛之倔强的性格,与牛这一象征物也产生了深刻媾和。”[[[]陈方竞.“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二)[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202):170.]]在周作人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越地还盛行“祖先崇拜”,这也就是宗教中的鬼神信仰,在鲁迅的周氏家族中可以深刻体会到这一点的。随着发展宗教逐渐形成体系和种类,特别的是绍兴当地市民并不是单一信仰一种宗教,在绍兴很多宗教可以同时存在和发展,只是受欢迎程度不同。例如在孔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中,当属佛教和道教在绍兴最主要和最浓厚、发展最好,而且很多人同时信奉着佛教的菩萨和道教的神仙。佛道合一的宗教文化不断兴盛为越文化增添上独有的色彩魅力,也构建了绍兴人独特的文化品格和思维方式。绍兴的祭祀,又或是社戏,都是宗教信仰的表达,宗教为文化的依托找到了支撑。有学者曾说:“丰富多元的的社会性格、文明形态、宗教信仰的混融,才使绍兴,‘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继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黄乐琴.鲁迅与绍兴文明[J].当代作家评论,2002,(6):89.]]换句话说,越文化的出现是在多文明,多宗教的因素交织下生成,并不断延续下来,影响着绍兴人世世代代,更是对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巨匠鲁迅有着渗入骨髓的作用。

  二、越文化对鲁迅的影响

  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有其特别的表现格式,就如他的作品背景与他生长的故乡有密切的关系。绍兴作为著 周越文化中心,许多知 周人士从此地走出,连带着独特而显著的越文化一起出现在世界视野,并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上,所以鲁迅的诞生是必然的。源远流长的越文化,构成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乡镇,并深刻地影响着鲁迅,形成了他独有的“鲁式文风”。可以说鲁迅是在越文化强大、厚重的文化传统这一“母体”中得以滋养,得以扎根、发芽。

  (一)文化性格对鲁迅思想的催生

  1.对封建文化的叛逆

  在上文论述过越民族的文化性格中有着独立叛逆,刚毅果断。这种文化性格对鲁迅的影响自他幼年时期便开始了。在鲁迅的作品中可我们以知道到当他在阅读《二十四孝图》时,对其中的故事表现出十分的恐惧和反感。又或者他在看《白蛇传》时用手指甲把上面的法海绣像的眼睛掐的稀烂,因为他对像法海这种压迫、干涉人性自由的人是有着满满的仇恨的。他的特立独行,他的叛逆,他对封建“正统”的仇恨,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鲁迅反封建传统文化的思想还特别表现在他对绍兴的风俗、地方戏曲、民间艺术和野史等的注重和偏爱上。而且他特别喜欢在不同寻常的艺术思维中改变封建传统的宗法礼教秩序,找到民众被黑暗的制度所封印在潜意识中的最本质的生命意志和人生真理。对有着丰富复仇、反抗精神的目莲戏和《山海经》以及女吊、无常等社戏中的鬼怪形象就深受鲁迅的喜爱。另外,在鲁迅离开故乡投身于民族革命事业后,他批判着封建制度的腐朽和礼教的吃人,痛斥着入侵者残暴和无耻,抨击着现今政府的对人民的黑暗压榨,他的内心充满着愤怒和仇恨。他从医以求救人,他执笔以求就国,拯救那些沦落的丢失的麻木的国民人性。例如正值革命斗争之际,《论雷峰塔的倒掉》这篇杂文的发表,将反抗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以及黑暗政府反动统治的劳动人民群众妖魔化为蛇,文中的白蛇即正义的化身。鲁迅诙谐、讽刺的口吻,表达出不仅封建专制该倒,凡是封建黑暗的东西都应被革命推倒掉的内心想法。他希望人民摆脱束缚和压迫站起来,就如白蛇获得解放。又如在小说《示众》中鲁迅用人们只顾热闹,争相看“白背心”的脸的这一行为批判人们的麻木不仁,《复仇》中的眉间尺所体现的意义也是劳动人民向暴虐政治的反抗和斗争,是难得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意志。这样的反抗、叛逆在鲁迅的作品中都可以见到。

  2.嫉恶如仇和坚韧

  文化性格对鲁迅的影响还表现在他对个性自由的维护和追求,对“恶势力”不低头的行动上。在这个时代他不走寻常路,这是自他童少年时期便有的。鲁迅有个远房亲戚带来的小孩叫“沈八斤”,经常拿着钉头竹枪并在院门口乱跳乱戳,由于家里的禁令,鲁迅便用他曾经给自己弄的一本荆川纸的小册子做出了回击。有文章曾描述过:“这回啊,该给八斤画一张了。他想了想,便画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又题上四个字‘射死八斤’。”[[[]刘再复.鲁迅传[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10.]]到鲁迅略微长大些,进三味书屋后,更是有很多“大胆”的行为。他不仅捉弄在与高姓同学“对课”的寿镜吾先生,还曾为了组织学生准备真刀真枪的教育绸缎弄里打骂路过的学生的那个武秀才而悄悄的拿了他祖父的腰刀。还有在《琐记》中远方亲戚衍太太用书“侮辱”鲁迅,之后还制造他偷家里东西去变卖的流言,为此鲁迅十多天不上她家门,而这也成了鲁迅离家去求学的原因之一。在《狗猫鼠》中他以为心爱的小隐鼠是被猫咪吃掉后,便开始有着“仇猫”的心理。接着在他得知是长妈妈一脚踏死隐鼠后便改口叫其阿长。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越文化中追求的正是这种对个性自由的维护,对压制、羁绊的憎恨和反抗。了解鲁迅的经历都知道在他只有13岁时家里的情况就发生巨大的变化,不仅祖父下了大狱,还有他的父亲也患重病死去。这样一来生活的担子就落在了鲁迅的肩膀上。其实当他在当铺柜台和药店柜台中往返时,他原来的“公子哥”生活就已经结束了,人们对于他的态度也从“羡慕”转为“冷冰冰”。他明白了这个人情似纸张张薄的社会法则。在艰难之时体味到世态炎凉,人心寡淡后,便毅然决然地在告别故乡,去求学,去寻找“别一类人”。除了鲁迅自述的事情外,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嫉恶如仇,看到坚韧。如《野草》中的两篇《复仇》,再如《女吊》中,出现了一个更加强悍的复仇鬼魂,身穿红色的以做厉鬼的复仇执念就和鲁迅的嫉恶如仇的执着一样,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到临死都不忘对恶势力的复仇,借女吊来述说自己一生追求的革命坚持。可以发现鲁迅的大胆冒险,嫉恶如仇,陷于艰险中却坚韧的个性特征,和绍兴多种文明催生出的文化性格是“如出一辙”的。

  (二)大禹精神对鲁迅的熏陶

  鲁迅出生于绍兴,是听着大禹的故事长大的,自然和大禹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禹作为鲁迅心中所敬仰的人物,被鲁迅收集了许多资料和事迹并辑录在他的《会稽郡故书杂集》,而且以此为基础把大禹形象提炼出来。鲁迅在大禹精神的指导下,在家庭变故后的艰难地日子中迎难而上、坚韧不屈。也在国家和民族陷于危难之际投身于革命斗争事业。禹的精神气质也正是鲁迅在奋力救国时一直所追寻的中华民族所固有之血脉。同时在鲁迅的晚年时期,他以大禹治水的神话以求再造民族最原始最有力的生命力,以大禹这一个“复古”的意象作为民族“新生”道路的指向牌。

  周府落败后,困窘的处境并没有让鲁迅一蹶不振,感受到世态炎凉的他毅然决然选择进入被人所不齿的“洋学堂”,承受着封建眼光的注视,这其中的勇气和坚韧,就是深深刻在骨子里的大禹精神。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可以说是乱世之秋,“大动荡”、“大变革”等词成为这段历史的标签。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面对外来势力的强势侵略,国内封建制度的土崩瓦解中拉开了序幕。看着被“喝血吃肉”的民族同胞,看着中华大地上的累累白骨,鲁迅明白中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来了,他没有退缩以求暂时的自保,他学医以求拯救国民,他弃医从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他要面对各种势力压迫,这与大禹选择去对抗洪水,去面对恶劣环境的威胁又何尝不是前者对后者的指导。他的“硬”骨头与大禹精神是不可分割的。鲁迅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间里靠着顽强的意志和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写出《理水》一文,可以看出大禹是他精神的支柱,使他革命到底的精神激励。我们可以发现,他在以大禹精神为指导给民族“新生”开辟一条道路。小说以历史中的大洪水比喻着当时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虽然小说中到第三节禹才正式出场,但是以衣物打扮如乞丐的形象登场,与治水中不作为,吃的白白胖胖的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暗喻着当时投降主义,软弱不作为的官员和政府。他用最犀利的笔锋批判在面临天灾人祸时国人的自私、卑怯与愚昧,批判政府的无耻和不作为,他尖锐的镖枪刺戮着旧中国世态百像。禹的谈话不像水利局官员们的那般虚空、矫饰,而是直接关键,把那种实干作为、坦然自在、生命力的内在自信直接彰显出来。这正是鲁迅要找的“新生”道路,这正是鲁迅要找的"新生"道路,要找的中华民族的“脊梁”。再比如在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的实质也是在歌颂像大禹一样民族精神气质。鲁迅联系了它从历史的脊梁到现实的脊梁之间的关系,大禹成了鲁迅心中的“历史灵魂”。

  (三)宗教对鲁迅创作思想和人格的影响

  绍兴一直有着浓重的宗教色彩,当地信奉神佛,这也表现在绍兴民间的巫术、服饰、节令、礼仪等方面。这看似与鲁迅的个性气质完全不同的事物却是构成他人生色彩的重要部分。从小鲁迅便与佛教颇有缘分,据说鲁迅出生时是拽着包衣、胎盘下来的。按旧时民间说法,这样的孩子是有出息的,但鬼神妖怪专门残害能成才的孩子,所以不好养活。崇奉神佛的周氏家族便让鲁迅拜长庆寺的龙和尚为师父,以此借助借神灵的庇护而免遭妖魔鬼怪的侵害了,健康成长。于是跟随着龙师父的鲁迅对佛教有了最开始的认识。在鲁迅记事之后,他便接触到另一事物,那就是宗教的祭祀活动。祭祀的出现说明是人们已经逐渐由"鬼神"的信仰延伸到了对祖先的"崇拜"。希望以这种方式继续完成对祖先的尽孝,也好让祖先能够保佑后世子孙。周氏家族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致公祭”和“佩公祭”,即使在之后走向衰败的时候,依旧操办。鲁迅在作品中曾经描绘过祭祀繁琐隆重的场景,也可见对其印象之深刻。另一方面,有一肚子民间故事的祖母总喜欢坐在桂花树下给他讲述,比如猫是老鼠的师傅、水漫金山等,还有那赤练蛇和美女蛇的美丽传说。鲁迅的父亲在闲来无事时也会给他讲讲《聊斋》的故事。鲁迅七岁时进入了“三味书屋”,绍兴当地认为双数比较“巧”,所以他这个年纪上学就会聪慧伶俐。进入学堂的鲁迅并不喜欢看那些正规的古典书籍,相反他喜欢像《山海经》《花镜》《玉历钞传》《点石斋丛画》等奇怪的书。鲁迅在留学之后,他与佛教的联系却依旧没断开。他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但是他也发现这些科学并不能救中国,恰时章太炎先生一直主张“佛法救国”,他认为佛教能使人“勇猛无畏”,重获斗志,还能树立民族的自信,凝聚民族团结向上的能量,还可增强国人道德观念。于是鲁迅又花费过大量的时间去研读佛经等,但这时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力图摆脱唯心主义,更是为了通过佛法来承担起救国救民的大任。可以说别人读佛经是青灯古佛了残生的消极,而他却不同,一直怀揣着积极。

  另一方面除了佛教的兴盛,道教也在绍兴的地上生根开花。鲁迅多次提到过的“社戏”就是属于道教的产物,与宗教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以社戏来建立与鬼神的沟通,完成对鬼神的献礼。最出 周的要数“目连戏”,绍兴当地有“看夜目连看夜鬼”的说法。目连戏以“目连入地狱救母”为主题,戏中通常都是一些像黑白无常,阎王,坏蛋之类的角色,而且最后坏人都会被阎王下令捉拿起来。周建人也曾回忆过当时的目连戏说到:“戏里扮出各种鬼魂,奇形怪状的,最使我们台门里的人触目惊心的,便是那科场鬼。”[[[]周建人口述.鲁迅故家的败落[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42.]]同时在一些戏中隐含着的乡间的滑稽、幽默趣味也转化成了鲁迅文学创作中所提倡的幽默,鲁迅的作品《女吊》《无常》和他受社戏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还有鲁迅这些孩子们每年都很期盼的五猖会,跟着大家早起准备,乘着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去到东关,这样欢乐的时光在《社戏》《五猖会》中都有过描写。这些方式让鲁迅更加直观感性的认识到宗教。另一方面,道教无为不争的消极态度让鲁迅结合中国现实进行了思考,点醒了鲁迅,中国人现在对黑暗势力和残酷社会的逆来顺受就是受到道家这种思想变相片面的影响,于是鲁迅找到突破口般的进行深刻的批判,批判道教带给国人血一般的烙印。但值得注意的是,道教中提倡追求个人精神的绝对自由在鲁迅身上也体现的淋漓尽致。

  同时,因为越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所以绍兴也是尊重着传统权威,注重礼仪信孝,也使得鲁迅对于家族的依恋和顺从十分深重。他的文人风格或者创作中也都可以感受到对家族和故乡的挂念。他在离开故乡之后又去到过很多地方,但始终都对家里有一份牵挂。比如他在北京时期,与家人经常往来书信,时刻了解着家里的情况。当弟媳添丁后他便十分高兴,当新台门被迫转卖后他不愿意看到家族的分崩离析,便在北京找到一个大院子安置家人,虽然这个家族与之前的时候不同了,但是至少可以看到这一点对鲁迅的影响至深。

  绍兴的宗教带给鲁迅的是一正一反的两面影响。鲁迅受宗教的启发,他所接触到的这些神佛、鬼怪的形象、祭祀仪式、民间对于宗教的信仰等都成为日后他创作的素材,成为他书中的人,书中的事,以此来隐喻宗教吃人和社会残酷现实,形成他独有的文风。同样,社会的黑暗势力让他联想到鬼怪们的青面獠牙丑恶嘴脸,中国要想能存活发展下去,就必须要有像那些戏中书中“神佛”一般的正义救国之士,最后把“鬼怪”降服。因此救国救民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在鲁迅心中埋下了种子并持续生长。他也深深感受到宗教迷信对于民众的荼毒,个人精神必须要绝对自由不能屈与束缚的道教哲理告诉他必须要做出勇敢反抗和斗争。在光复军暗杀安徽巡抚恩铭失败,导致秋瑾被杀头、徐锡麟被挖心炒食,以及报馆案风波后范爱农落水而死等一系列事情发生后,鲁迅更是对宗教恨到骨髓,坚定了批判的信念和决心。相反的一面,鲁迅的第一段婚姻就是最好的证明。即使他对于母亲包办的婚姻很不赞同,也多次拒绝过。但是当母亲谎称生病后,孝顺的鲁迅便马上动身回国。即使他与朱安之间毫无爱情,他也不再反抗这一桩不合理的封建婚姻。他认为自己应该接受并好好对待这份来自母亲的礼物。就是因为这个决定,使得两人都陷身婚姻的坟墓,并且隔着一堵不会坍塌的“墙”,尝尽了无限的苦涩。他没有反抗但是确实恨透了这些宗教的束缚。众多的宗法伦理观念使得鲁迅的人生受到一定的束缚,也成为他伟大斗争精神中的缺陷。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鲁迅的文学创作几乎都发生在作为乡土文学缩影的民间,通过对底层民众命运和精神状态的观察和描写,揭示宗法制度统治下的民间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奴性和愚昧。”[[[]庞家伟.鲁迅文学创作中的民俗文化传承[J].文学界(理论版),2013,(1):91.]]总之,越文化的丰富成就了血肉饱满的“人间鲁迅”,这个配着朴素的长衫和短刷似的头发以及浓密一字胡的人,成为中国的“力挽狂澜者”。他有着热爱,也有着愤怒,有着深深地责任,最终成了时代洪流的“硬骨头”。

  三、鲁迅作品中的“越文化”内涵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内容与其创作者所熟悉或所受熏陶的文化有着极大的关联。从作品中分析、体会到作者的内心情感,了解到作者的文化背景是极为重要的途径。要建立鲁迅与“越文化”之间的联系,就必须从他的作品进行解读。在鲁迅作品中的“越文化”,也是有“褒”有“贬”的。

  (一)以“越文化”影响下的故土为创作背景

  1.故土的自然风光

  绍兴的乡土风景在鲁迅的作品中并没有被浓重的描写,反而是以自然的写意呈现出绍兴风光,描写故乡的习俗也是以朴素的语言进行讲述,使我们可以直观的感受他记忆中的“越文化”。

  在《好的故事》中故乡有花、树、新长出的禾苗、农夫村妇、蓑衣、竹、浮动着的云、搅动着萍藻游鱼的船桨,这时故乡是美丽、优雅和有趣的。在《朝花夕拾》中故乡有极其鲜美的蔬果,如鲁迅与伙伴一起偷吃的罗汉豆,又或是江南水乡盛产的香瓜、菱角,茭白等。在《社戏》中故乡有河岸边的豆麦,河里一只只乌篷航船,以及铺面而来夹杂着水草味的水气,捕鸟的小伙伴,和一个只能远远看着的戏台。在《阿Q正传》中故乡有阿Q住的土古祠和里面人们的“闹腾姿态”。在《孔乙己》中故乡有小酒店当街的曲尺形大柜台和一碗热腾腾的烫酒,又或是喝酒必备的一小碟盐煮笋、一小碟茴香豆。在鲁迅的作品中,这些朴素而闲适的自然画卷,就是当地江南小乡生活的真实写照。那出门就见到的乌篷船,载着孩童在河网中嬉戏穿梭,男耕女织捕鱼晒网的操持,那小桥流水人家升起的袅袅炊烟,正是越地独特地域该有的体现。而鲁迅将其取材到自己作品中去,成为作品中所特有的典型环境。写的是故乡带给他的美好回忆和那被刻到骨子里的家族故乡情怀。

  2.故土的服饰和饮食

  他除了自然画卷,带有浓郁“越文化”风味的服饰和饮食在鲁迅的作品中也是十分重要的典型。《祝福》里有着手上戴着的绞丝银镯子的女人,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的祥林嫂。当然也有穿着又脏又破的长衫站着喝酒的孔乙己,戴着象征劳动阶级的破毡帽穿着短布衫的阿Q。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服饰并没有很华丽和浮夸,但却有着地域特色,方便人们耕田劳作,打杂收拾,可以看出越文化中的“务实”,同时从这些“长衣帮”和“短衣帮”中也可以看出森严的封建阶级地位。长衫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短袄之类的穿着主人公身份都很低下,或者生活处境和命运也是十分糟糕和悲惨的。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孔乙己是唯一一个穿着长衫却站着喝酒的人了,他深受封建宗教思想荼毒,就算是山穷水尽时也依然想保住仅有的虚荣心和读书人的自尊。也可以明白当鲁迅再次见到闰土时,闰土并不如小时候一般,而是用一声“老爷”刻意的拉开两人的距离,封建阶级制度的墙把两人隔开了。另一方面,即使鲁迅的描写简单几字带过,我们也经常能在作品中看到关于银制品的东西。因为在人们的意识中是相信银制品可以驱邪和庇佑自己,所以在本就十分迷信宗教神佛鬼怪的绍兴,银制品显得十分受欢迎。这就是为什么有女人戴着银镯,银耳环和银簪子,闰土颈上套着银项圈,甚至连祭祀用的器皿也是银制的。鲁迅在自述中也提到过,他在去北平的时候,母亲给了他一个不过寸余的银筛,中间一个太极图,上面还有一本书,下面又是一个卷画,左右还有着尺、剪刀、算盘、天平之类的东西,这也是辟邪的法宝呢。以及绍兴当地盛行做“百家衣”,或者给小孩带上一个红丝线编制而成的“牛绳”等等。在饮食方面,以盛产水稻为主的绍兴,酿酒自然是少不了的。作品中我们随处可以看见酒馆酒楼,喜好喝酒成了当地的又一特色,无论有事与否,人们都要坐在一起点上一碗酒,配上一碟下酒菜,开始打发着时间。还有一大场景就是茶馆,其实和酒馆的性质很像,我们可以在这两个地方看到不同的人物性格和精神风貌,无论是孔乙己还是阿Q,都是出自这两个人们闲谈八卦的小天地。物产丰富的江南水乡其他吃的东西自然也是不少的,就如之前说过的鲁迅小时候吃过的茭白等鲜美可口的瓜果蔬菜。当然不止这些。而且绍兴人的特别喜欢将新鲜蔬菜与腌制食品放在一起煮食,比如苋菜梗卤蒸豆腐,周作人也曾在书中介绍过这一特色。

  3.故土的宗教礼仪

  再说起作品中的宗教礼仪和习俗,那更是铺开来写的。在《明天》中,宝儿去世之后,烧纸钱备饭,半现半赊的买一副现做的棺材,又烧了四十九卷《大悲咒》,穿上新衣放好平日喜欢的玩意在棺材里之后,一切才算结束。在《祝福》中,女人们杀鸡宰鹅买猪肉忙碌的准备就是为了鲁镇年终大典的“福礼”,爆竹烟气弥漫着到处都是。以及在祥林嫂再次回来之后,四叔为了保证给祖宗的祭品是“干净”的,便悄悄的嘱咐四婶不能让祥林嫂这种败坏风俗的人沾到祭祀用品。在《孤独者》中,众人商讨安排魏连殳的祖母丧葬仪式也是极为复杂的,一共为三大件,即穿白、跪拜、请道士或者和尚做法。都可以看到“越文化”是十分看重礼仪的。还有在《社戏》中鲁迅提过鲁镇的一个习俗,就是已经为人妻但是还没有当家的女儿,是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回母家避暑的。除此之外,作品中还有描写鲁迅少时与家人乘船去东关看的五猖会,以及在迎神赛会中的活无常,阴兵等扮演形象。在《故事新编》中,都是女娲、嫦娥、大禹、宴之敖者等神话人物的故事。

  (二)以“越文化”中的悲剧性格为创作色彩

  地方文化与在这个地方的人是有密切联系的。鲁镇作为鲁迅作品中重要的故事发生地,特殊的地理环境阻碍了人们走出去的脚步,同时越文化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逐渐发展的封建礼教使得这个闭塞、落后的小乡镇逐渐成了禁锢人们思想精神的牢笼,这注定了人们的“悲剧性格”,因为麻木的精神配上苍白愚昧的礼教思想就能造成悲惨的命运。在《祝福》中,祥林嫂逃不开的悲惨命运和愚昧的挣扎,柳妈这个所谓的善女人用"捐门槛"的观念浇灭了祥林嫂最后的生的希望。《故乡》中闰土从少年的活泼率真到中年的麻木不堪,甚至最后挑选了烛台和香炉的行为,都可以看出越文化影响下鲁迅所感受到身边的人们的“悲剧性格”。而这种“悲剧性格”也成为鲁迅创作中的主色调。特别的是,越文化中的这种悲剧并不是直接表现出来,它是需要去撕开来看,去深刻的剖析才能得出来。所以鲁迅的作品也遵循着同样的方式,以人物语言,人物动作以及人物内心活动等方面的描写来烘托出人物的悲剧性格,或是以喜剧表现悲剧的方式。从《阿Q正传》看,王胡咬虱子时阿Q都要跟他一决高下的荒诞,以及冲动的向吴妈说出要和她困觉,还有奔赴刑场时英雄般的高喊,以及吴妈在阿Q赴刑场时只盯着大炮看的麻木呆滞等等就是很好的印证。再比如《药》中老拴为了给小拴治痨病,想尽办法还花光了积蓄后弄来吃下“包好”的人血馒头,并以此为“喜事”整天笑着,连店里的人都觉着碰到了好运气,他们麻木和愚昧实在令人胆寒。在《孔乙己》中,站着喝酒却仍要穿着长衫的孔乙己,即使再穷困潦倒却还坚持保持“门面”,最后也只能在大家嘲笑和戏谑中悲凉的死去。在《头发的故事》里因为一条辫子引起了不小的小镇风波。再如鲁迅笔下的无常,在文中是这样说的:“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鲁迅.朝花夕拾·无常[A].鲁迅全集第2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207.]]可见人们对封建礼教的心甘情愿。鲁迅以越文化中的典型人物就可以概括了整个中国人们的真实状况。有学者说过:“鲁迅‘飞’的再远,也离不了他绍兴‘老家的房梁’。”[[[]燕晓鸣.论鲁迅小说中的地域文化特色[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03.

  ]]鲁迅把自身创作与地方文化联系起来,运用越文化来成为自己的思想的据点,成为“乡土文学”的先锋者。越文化成就了鲁迅,越文化也成就了鲁迅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