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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方法写作-法治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

2021-06-22 11:25:31
作者:杭州千明

论文案例大全-法治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

  对现代文明建设过程而言,市场与法治是两大基石。从本质层面而言,市场经济指的是法治和规则经济。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法治环境等各项因素的支持。在创新发展日益重要的今天,法治水平为创新发展提供了左膀右臂。本文通过使用中国2000~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多元回归策略,估计了法治水平的提高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法治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专利申请数量会增加0.371个单位。另外,本文还结合中国的国情特点,将省级依照地理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与西部,深入分析不同区域环境下的法治水平对创新额能力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法治水平的影响存着区域异质性,其中东部区域的正向作用最为显著。最后针对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意见与建议。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想提高经济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的稳健发展,必须具备领先的科学技术。这就要求各个经济主体不断完善自主创新能力。且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抓紧步伐创建创新型国家,逐步构建起新型技术创新体系,为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实现进一步转化,创新法治问题被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供给侧改革形势下,伴随而来的还有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日益突出,中国的经济形态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提升各区域经济的创新能力,既是平衡国家与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时代的要求,这将给国家的长远发展注入强大的源动力。

  经济发展不是独立的,经济活动必须遵守某些规则和标准,经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外部环境。社会实践表明,从本质层面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的就是法治和规则经济。而在现代文明发展过程,市场和法治是两大基石。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把“依法治国”视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的重要内容。事实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本质上要求实行法治。法治是社会有序运转的重要保证、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因而从宏观背景上说区域经济发展与创新能力都要纳入法治的轨道。因此提高创新能力、平衡经济发展,注重公平与效率,优化配置市场资源,都需要“法治”的支持。

  作为宏观制度层面的环境因素,法治水平对于企业内部治理有重要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会受到内外部多项因素的影响。提升法治水平,对于强化区域创新能力非常有利。首先,法治能够维护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秩序,让经济活动可以继续顺利开展,策动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其次,法治能够有效约束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将市场的积极性释放出来,让市场充满了发展活力。最后,法治对于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非常有利,并且能够促进区域的创新发展。随着中国逐渐驶入转型之路,法治建设的相应转型也在逐步发展。法治水平对于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来说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有充足的理由去探讨区域创新能力与法治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

  (二)研究意义

  近年来“法与金融”已然成为创新领域关注的焦点。但是纵观现有的研究成果,国内大部分研究是讨论法治对特定性质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且探究的是产权保护法此较为单一指标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对于法治水平与法治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关注较很少。

  本文从法治角度出发,基于中国目前的法治状况下,使用中国省级面樊纲指数与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方法估计了法治水平会直接正向作用于区域创新能力。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在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过程,法治水平具有显著积极作用。通过对一系列社会变量进行分类与异质性探讨后,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东部区域创新能力受到法治水平的影响更大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法治水平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影响,取得了初步的政策效果。在文章末尾根据实证结论、并结合实际经济生活,提出了相关建议。

  本文的创新之处与贡献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首先,本文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较为全面地估计了法治水平的在不同区域的影响,为完善法治环境、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其次,本文探究的是法治水平这一复合指标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考虑到法治渗透到创新发展的方方面面,采用复合指标可以更好的拟合“法治”对区域创新发展的影响;最后,现有文献大多从“法”的角度切入,偏重人文法律而非经济生活。本文采用了多元回归的现代计量方法来识别法治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因果效应,实现宏观制度从层面与微观研究相结合,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中国的法治体系与西方法治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相较于美国模式分权型的权利保护制度,中国法律保护功能的实现是当局政府为核心、并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尽管我国各地区的法律条例基本一致,但每个地区的法律执行情况、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差异。因此,本文在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环境中考察法治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更具现实意义;同时,如今中国处在技术变革关键期,立足于我国各省市地区的法治水平差异状况,把握法治和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能够为强化建设法治社会和法治经济奠定基础。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剩余行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第三部分介绍数据与变量;第四部分主要采取实证分析的方法展开分析,并且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第五部分主要围绕实证分析结果展开研究;第六部分主要是对本研究的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二、文献综述

  经济的发展需要得到外部环境的支持,并且外部各项机制,能够有效约束企业的各项行为。经济活动主体在开展各项经营活动的过程中,应该遵守内外部规章制度。法治水平对激励经济主体进行创新活动具有重要影响,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法治水平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等方面;同时,从宏观经济层面展开分析,了解法治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否会受到法治水平的影响。但是目前有关法治对创新能力的具体影响研究的文献并不多,并且现有研究多为定性分析,直接探讨法治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定量文献较少。因此我认为进一步探讨法治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双向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围绕现有文献资料展开分析,可发现:很多学者从理论视角分析了这种差异的形成原因,提出了环境影响论,但从实证的角度研究这些问题的学者则非常有限。

  (一)国外相关研究

  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中,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针对“创新”一词给出了具体的解释。报告中提到“区域创新能力表现为一个地区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倘若某地区具备了科技竞争能力,也并不意味着这个区域拥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围绕创新领域展开分析研究时,学术界人士得到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不同的国家、地区,在创新能力方面体现出了一定的差异,而在不同的创新系统中,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也不同。如,同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美国和英国,其创新系统的能力和效率也明显不同。

  Furman(2002)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产业竟争优势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创新能力分析框架,创新能力包括三个方面“创新地基础设施、产业集群的创新环境、科技与产业部门联系的质量”[魏守华,吴贵生,吕新雷.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兼评我国创新能力的地区差距[J].中国软科学,2010(9):77-77]。随后国内外学者对Furman的理论进行补充与拓展后,发现创新能力主要有以下要素构成,即“知识创造能力,即不断提出新知识的能力;知识流动能力,即不断地利用全球一切可用知识的能力;知识在各创新单位之间流动的能力;创新的环境”[柳卸林,胡志坚.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分布与成因[J].科学学研究,2002(5):551-552

  ]。随后Beck和Thorsten(2003)分析研究指出,法治与宏观经济等因素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并且法治水平越高,宏观经济发展环境越佳。这种背景下,宏观经济往往能够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Moss ie al(2005)经分析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能够促进经济主体创新能力的增强。Dollar(2006)围绕制度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实证分析与研究,并且指出:一国通过优化制度环境,能够增强区域内技术创新能力和外资吸引力。而通过吸引外资,该国就能够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某种影响、作用。而法治环境是影响经济发展、金融市场健康程度的重要因素。可以说,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法治这项外部条件的支持。通过改善法治环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和创新能力的发展。由此可见法治环境也是影响创新能力的一个外部因素。

  (二)国内相关研究

  对地方的创新能力进行分析、评价和比较,是国家制定科技和区域发展政策的重要环节。国内很多学者围绕该领域相关问题,展开了较为系统性的分析与研究。

  早在1999年,高成德就指出法治与信用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认为良好的法制环境与法律执行力是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的关键。官建成和刘顺忠(2002)指出区域创新系统信用环境的营造离不开良好的区域环境。李习保(2007)使用中国历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随机前沿模型来探究这一问题,研究发现创新环境包括教育、R&D投入、劳动力等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魏锋(2009)从不同的层面,对法治与金融、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分析研究,并且指出在金融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重视法制建设,有着重大意义。但由于各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因而在进行法治建设时,也需要采取差异化的措施。皮天雷(2010)经分析指出,强化法治建设,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甄峰(2015)谈到提供创新环境是当前建设创新体系的重要着力点。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强调创新环境对创新行为的鼓励、宽容和保护,肯定了创新环境对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郑亚琳(2019)以沪深证券交易所的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分析了这些企业2012—2017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信息,并且指出:法治水平高的地区,企业拥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可见,法治水平对于企业创新有帮助。

  (三)文献述评

  目前有关法治对创新能力的具体影响研究的文献并不多,并且现有研究多为定性分析,直接探讨法治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定量文献较少。此外国外的研究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国际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形势不同于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并且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在建设法治环境,促进法治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应该充分考虑我国国情,而不能对他国经验进行照搬。并且国内的相关研究通常侧重于分析各地区的创新能力,进行分析评价和排名,而没有围绕差异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或探讨。并且多属于定性研究,以主观评价指标为依据,因而最终结果的可比性并不强。此外,大部分学者都是利用静态分析法研究相关数据,忽视了各地区的动态环境变化相关问题。

  创新活动的区域特征较为突出,且创新能力与很多因素息息相关。因此在具体的分析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内容。但仅有少量学者将创新环境对创新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仅仅围绕企业绩效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分析。这意味着,我国还需要针对区域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更加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因此我认为进一步探讨法治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双向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总而言之,很多专家和学者们都围绕法治水平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分析研究,并且得出了一定的结论,但学者们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本文选取了中国各省市2000年~2016年的面板数据,探讨法治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两者间的关系,随后进一步分析国内不同区域的具体影响程度,并且基于实证结果给出合理的政策与建议。

  三、数据与变量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城市创新能力数据“专利申请数量”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法治水平相关数据来源于樊纲等著作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控制变量GDP、开放水平、研发投入、劳动力质量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主要使用Excel 2016、Stata14等工具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本文选择2000—2016年全国30余个省市为初始研究样本,并对样本研究数据做出如下处理:(1)剔除2015年部分存在缺漏值的数据;(2)剔除具有特殊性的一些省份部分年限的数据。

  (二)变量设计

  1.解释变量

  法治水平。在本篇文章中,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选取“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这一指标,衡量法治水平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借助该项指数展开分析,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一指标是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选取各个行业极具代表性的样本企业,综合评估这些企业发展水平受法治环境的影响情况。首先,该项指数将各地区法律特殊性考虑在内;其次,它衡量了该地区法律体系实施的有效性和执行性,使衡量结果更加全面和科学。因此本文选用这个指标来度量每个地区的法治水平。

  2.被解释变量

  创新能力。为了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衡量,我们需要一个较为统一的、可以度量创新能力的指标。工业经常使用专利数量来衡量不同地区的创新能力。而专利数量有两种衡量指标,即专利申请数量和专利授权。考虑到首先从申请量变成授予量还有一个过程,具有时滞效应,当年的专利授权量未必体现了当年的创新能力。其次专利授予需要检测和花费一定成本,存在更多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因此本文使用各地区申请的国内发明专利量为指标进行分析。

  3.控制变量

  根据借鉴前人的研究结论,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构成要素包括各项基础设施创新能力、知识创新能力、创新环境、各单位间创新知识流动能力等等。因此本文选取以下变量,并对他们进行控制。

  第一是创新的经济基础。我们选取省份当年的生产总值来度量即GDP。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地区的经济形势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整体实力,这将影响区域产业转型和现代化的问题,以及优化和产业升级,同时也将作用于区域的创新能力;此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将为创新和其他因素提供足够的资金和人才。因此,有必要控制各省的经济发展。

  第二是研发投入强度。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加大创新研发资本投入,促进经济主体创新能力的发展,是提升市场主体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因此,有必要控制政府的研发投资。在本文中,用于衡量研发投资强度的是当年财政支出种科学技术支出/财政收入的比重。

  第三是知识流动能力。知识的流动能力在一定程度表现为地区的开放程度。知识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该地区的开放程度上。区域开放程度不仅反映了一个区域的国际化,而且反映了一个区域引进和学习外国技术的能力。文中选用进出口总额/GDP的比重来衡量当地的开放程度。

  第四是劳动力质量。一个地区的劳动力质量是该地区创新水平的重要反映,同时也影响区域的创新能力,因此有必要对每个地区的劳动力质量进行控制。在本文中,选用各省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各地区平均教育水平。

  (三)描述性统计

  首先围绕所选用的样本数据,来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如下表1所示的统计结果。根据表中的信息,我们了解到2000年至2016年我国30余省市(不包括港澳台)创新能力、法治水平的基础数据信息,以及经济基础GDP、区域研发投入强度R&D、地区开发程度open、区域劳动力教育质量educ一系列控制变量的整体基本情况。

  表1:描述性统计

  变量变量名称均值标准差最小值中位数最大值

  LNPAT创新能力9.025 1.815 2.708 9.029 13.147

  LNFG法治水平1.380 0.629-1.715 1.371 2.830

  LNGDP GDP 8.759 1.211 4.769 8.884 11.300

  LNRD研发投入强度0.025 0.016 0.000 0.023 0.110

  LNOPEN开放程度0.233 0.225 0.014 0.124 0.969

  LNEDUC教育质量2.321 0.154 1.462 2.332 2.704

  取自然对数后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上表表1所示。可以看出,样本数据中区域创新投入指标(PAT)的平均值为9.025,最大值为13.147,最小值为2.708,说明表明我国总体表现出较好的创新能力,但创新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别。值得一提的是,取自然对数后缩小了法治水平的区域变化幅度。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在均值1.38的情况下,法治水平LAW均值为1.38,其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这意味着法治水平在我国各地区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因此,选取该项指标作为自变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行性较强。

  GDP的均值为8.759,其中最大值为11.3,最小值为4.769,可以看出我过经济发展较好,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变化幅度小于创新能力的幅度。区域政府研发投入强度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差异处于合理范围之内,较为合理。而开放水平与劳动力质量的最值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具有研究的现实意义。

  总体来看各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分布也较为合理。因此,后续的回归分析可以正常进行。

  四、实证策略与计量模型

  (一)模型设定

  其中i代表各省市,t代表不同的年份。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代表第i个省份第t年的创新能力,用该省当年的专利申请数量衡量;模型的解释变量法治水平为;为了更好的拟合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模型引入控制变量X,其中包括经济基础、教育水平、开放程度与政府研发投入强度。我们用省份当年生产总值来度量经济基础;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度量省份的开放程度;用科学技术财政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度量省份当年研发投入强度;用劳动者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教育水平;实证模型同时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以及省份固定效应;最后为随机扰动项,表示所有被模型省略掉的影响创新能力的未知变量。

  考虑到待估参数的实际经济意义,在本文的所有实证研究中,将所有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都采取了自然对数的形式。

  (二)相关性验证

  为了证明模型中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我们对模型里的关键解释变量计算相关系数,相关系数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相关性分析

  LNPAT LNFG LNGDP LNRD LNOPEN LNEDUC

  LNPAT 1.0000

  LNFG 0.6834 1.0000

  LNGDP 0.7800 0.5559 1.0000

  LNRD 0.2666 0.1352 0.2173 1.0000

  LNOPEN 0.4843 0.6589 0.3672 0.1346 1.0000

  LNEDUC 0.6939 0.4986 0.6575 0.1681 0.4257 1.0000

  由各个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的结果可知,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8以下,由此可见,这些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可以进行后续的回归分析。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原模型分析

  本文选用2000~2016中国30余个省市面板数据,采取OLS多元回归策略,在控制GDP、政府研发投入强度、劳动力质量、区域开放程度这四个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讨论法治水平对各省份创新能力的具体影响。多元回归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回归分析

  (1)

  LNPAT

  LNFG 0.371***

  (9.39)

  LNGDP 0.959***

  (6.71)

  LNRD 11.21***

  (7.15)

  LNOPEN 1.308***

  (5.39)

  LNEDUC 1.016***

  (3.14)

  年份固定效应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控制

  常数项-3.317**

  (-2.47)

  N 490

  R2 0.9447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显著性t值。

  由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模型的R2为0.944且接近于1,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对于每个变量来说,除了开放水平以外,其余变量皆通过1%显著性水平。

  1.解释变量

  可以发现LNFG樊纲指数即法治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371,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樊纲指数与各省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意味着在控制教育、经济发展、劳动力质量与开放程度的情况下,法治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专利申请数量会增加0.371个单位,表明优良的法治水平与法制环境对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是具有显著作用的。

  2.控制变量

  首先我们发现在控制变量方面,LNGDP的回归系数为0.959,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GDP与各省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显著正相关,GDP每增加一个单位,专利申请数量会增加0.959个单位。

  其次变量LNRD的回归系数为11.21,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LNRD与各省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显著正相关,研发投入每增加一个单位,专利申请数量会增加11.21个单位。这表明政府对科技活动支持力度越强,区域创新能力越好,这也符合我们的直观印象,而且我们可以发现R&D系数在所有变量中相较而言更大,表明政府的财政支持一个区域提高创新能力的重要元素。

  并且变量LNeduc的回归系数为1.061,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受教育年限与各省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显著正相关,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个单位,专利申请数量会增加1.061个单位。这表明当区域加大对教育的投人时,当地的人力资源将不断丰富,专利产出效率也将得到显著提升。可以说,这是增强一个地区创新能力的重要方法。

  最后变量LNopen的回归系数为1.318,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开放程度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增强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专利申请数量会增加1.318个单位开放水平对创新能力的作用并不显著。这说明区域加大开放力度有助于区域的新技术与劳动力的交流与学习,有助于增强区域的创新能力。

  3.影响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法治水平对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但是与Educ、GDP、R&D、Open这三个控制变量相比,法治环境带来的正向效应并没有相同情况下三个控制变量的作用大,这可能是由于法治水平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区域创新活动。

  第一、法治有利于为创新的发展提供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稳定有序社会秩序是经济主体进行创新活动的前提条件。法律规范的功能有助于保持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协调发展。第二、法治为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提供了制度基础。良好的法治水平有助于更好的进行资源配置,产生聚集效应和领先优势,并更好的促进产业升级,优化经济主体创新基础条件。第三、法治是维护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的手段。通过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出台相关政策,可以更好的激励区域经济主体开展创新活动,引导不同区域因地制宜的开展创新活动,提高各地的创新积极性。

  与教育、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研发投入相比,法治水平影响创新活动的途径更为间接,提供的是一种宏观层面的指引与保护。但可以肯定的是,优化法治水平有利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这鼓励政府优化法治环境,为区域的创新活动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与氛围,更好的提高区域经济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

  (二)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中国区域发展区别较为明显,并且为了进一步了解法治环境对各省份创新能力的影响,探讨不同区域的法治水平效应的差异,我们按地区对样本进行分类。

  按照地理分区划分为了东部、中部、西部,使用STATA做了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表4所示。

  表4:异质性分析

  (2)(3)(4)

  因变量:LNPAT东部中部西部

  LNFG 0.497***0.381***0.225***

  (7.71)(3.10)(3.80)

  LNGDP 1.633***-0.0516-0.376

  (7.41)(-0.15)(-1.38)

  LNRD 5.860**24.61***6.813**

  (2.52)(8.15)(2.01)

  LNOPEN 1.237***1.866*-2.103**

  (4.96)(1.73)(-2.47)

  LNEDUC 1.768**1.404 0.188

  (2.21)(1.31)(0.42)

  年份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控制控制控制

  常数项-10.86***0.876 11.29***

  (-4.35)(0.09)(4.48)

  N 208 128 154

  R2 0.9626 0.9583 0.9497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显著性t值

  由异质性检验的结果,模型的R2均大于0.9,接近于1,表明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并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回归方程中,自变量LNFG的回归系数都大于零,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出显著。这意味着在我国的东、中、西部省份中,法治水平对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在东部地区,我们发现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作用的分别是法治水平、对外开放、经济发展以及教育。在中部地区,区域创新能力主要是依托法治水平、政府科学技术投入以及开放程度。而对西部地区来说,提高法治水平以及增加政府财政投入,能够使得区域创新能力得以增强,但是对外开放则会降低区域的创新能力发展。

  首先可以看出,在三个地理区域,法治水平对提高区域创新能力都具有正向作用,但是其作用程度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并且中部与东部差异较小,中部与西部再经济发展能力上差距并不显著,但法治环境对创新能力发展的效应差距较大,中部地区远大于西部地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要想改善法治环境,各地区就需要改进配套条件,如提升经济基础水平、改善教育条件等等。

  其次,我们发现政府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而言,在三个地区都具有积极作用,并且在中部地区十分显著。可以看出政府如果对科技活动的支持度越高,意味着区域会拥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并且当地的创新活动效率也能够提升。如此意味着,政府财政支持会直接影响到区域的创新法治能力。同时也可以发现中部地区的创新活动是政府导向型,主要依托政府的科学技术投入,中部地区应当注重创新监管、放管结合,将地方政府的管理与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促进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区域经济的创新法治提供便利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三个地理区域来说,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对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正向作用仅在东部发达地区十分显著,在中部与西部都较为微弱。这意味着我国创新能力的地区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各地区法治环境不同、研发资金投入也不同等等。还因为东部地区相比于西部地区,拥有更强的产业集群效益和创新效率。东部区域形成了优良的经济循环,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激发区域的发展潜力、完善市场机制,更好的激励经济主体的活动,带动创新能力的腾飞;而倘若一个地区拥有较高水平的教育,那么当地就通常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较高水平的专利产出效率。然而中部与西部由于发展晚于东部地区,且经济发展与教育投入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效应,中西部地区崛起时间较晚,因此对经济发展和教育因素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受影响。

  而开放程度仅在东部与中部地区具有正向作用,在西部并没有明显的积极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东部与中部经济发展较快,市场的开放程度已经较高,经济形成了良性循环,有利于新知识与劳动力的流动与交流。而西部开放程度相对而言较弱,市场发展没有那么完善,因此对外开放对其影响比较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