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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方法写作-残缺的身心与交织的欲望 ——严歌苓小说“残缺”男

2021-06-29 10:21:34
作者:杭州千明

论文技巧大全-残缺的身心与交织的欲望 ——严歌苓小说“残缺”男

  一、“残缺”男性特质及其欲望的书写

  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坚强而博爱,而男性比较而言却遭遇“男性弱化”的趋势,主要体现在生理与心理两方面,生理特征的削弱使男性在主体意识与权威地位上被颠覆,如外表上,将人们默认的“女性特征”表现在男性上面,使其看起来纤弱无能,展现出阴柔的特质,而心理层面则将男性性格上的缺陷表露,让男性以自卑脆弱、懦弱无能示人,他们或自私自负,甚至道德败坏,或处在被支配的地位无力翻身,缺乏安身立命的本领,或自暴自弃,对生活悲观失望,缺失反抗意识,放弃追求幸福。作家在塑造“残缺”男性形象时,也道出了男性欲望表现与扩张的路径。欲望的书写是作家创作的原始驱动力与核心内容,也是文学的必要任务。心理学家拉康指出欲望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并不仅指简单的生理欲望,它包括从食欲、性欲再到审美和伦理要求等所有的欲望和需要。可知欲望是复杂的,本能欲望是人类生存最基本所需,合理欲望的满足能催生出积极的动力。随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在后天创造出更为舒适的环境条件,由此催生出人工欲望,但过度追求则会变成不良行为,如吸毒、纵欲、赌博等。当物质欲望相对满足后,人们的精神需求也会随之增长,人们常通过从事自己的爱好获得满足,也在成功的事业上得到自我精神与社会的满足感,但这种欲望过于强烈也会导致虚荣心等不良心理。当人类到达终极欲望,人们不再自私为己,而更多地考虑道德,讲究奉献。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则更加简练地把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在严格意义上并无高低之分,而是动态地互相贯穿与交叠。严歌苓笔下的一部分残缺男性在面对不同的生存境遇,因生理或心理的“异样”,对这些欲望的渴求程度也不同。欲望是原动力,也是催发剂,它会反作用于他们,操控其行为和思想,若处理不好则会使本在身心方面与常人无异的一类人,因欲望的深入为此付出身体上的代价或在心理方面迷失自我。通过严歌苓的描写,我们也更多地透视着这些残缺男性们的七情六欲,并且在人性中窥见丑恶与美。

  二、“残缺”男性形象分析及其欲望的表现

  “残缺”原指因伤残导致的肢体与器官的缺失,也指不完整的状态。严歌苓笔下的“残缺”男性可以理解为不完整或不完美,并且可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在生理方面如肢体或智力的残缺,另一类则是心理方面的性格不足与情感缺陷,更甚者表现在人格沦丧与人性缺失。

  (一)生理之伤-----肢体的残缺与智力的受损

  自古以来男性在人们眼里都有着“雄性”特有的光环,力量、英勇、顽强、坚毅、阳刚这些特征作为社会性别特征被“自然化”,长期以往被人们接受、内化,成为性别划分的标志。男性在母系社会解体之后地位逐渐优于女性,对女性而言,男性在权力与地位上总以某种优越感凌驾在女性之上,但这种优越感也会随两性力量中一方的减弱或增强而失衡,在人们的思维定式中,男性似乎生来就需要有刚健的生命力和蓬发的激情,这一特征首先体现在男性健美的身姿中,是否有魁梧的体格是对男性的第一印象,若男性肢体残缺,作为男性来说便呈现弱势的形态。生理残缺的男性心灵上会更为敏感,对自己缺失的东西将更加向往,同时对所获得的事物有着更强烈的占有欲。

  1.精神需求缺失的残疾老人形象

  《老人鱼》中的外公当兵退役后带着肢体的伤和一身荣誉勋章归来。在物资极度缺乏的时期,外公的伤痕是获得残疾津贴和食物的凭证,他依靠这些维系着和孙女穗子的关系。晚年时期,家庭的排挤让外公成为“多余人”,他唯一的倚靠便是穗子。一场变故,外公的荣誉勋章涉嫌造假,物资补助便中断了,除物质上的缺失,外公还要忍受精神的煎熬,从受人敬仰的英雄沦落为骗子,被众人鄙弃,连穗子也没过多念及旧情,在家属表格填写中故意抹去了外公的存在,外公像一件老旧的物件,在发挥完他最后的价值后被丢弃和遗忘。外公的欲求不过是想要一份陪伴。人类作为“群居生物”,陪伴的需要是人类最基础的,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或缺。年少时由父母陪伴,父母呵护孩子走向自己的人生;成年后,人类找寻生命的另一半来陪伴自己,而外公和外婆的结合却不基于爱情,两人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伴侣,这就使外公的陪伴需求始终处在空白期;到了晚年,后辈的陪伴本应该是回报老人的一种方式,但晚辈的逐渐远离让外公一直渴求的陪伴需求落空,生活对于老人的诉求无疑是残酷的。

  2.欲望之下人性尚存的缺陷男性形象

  哲学家马尔库塞将爱欲和情欲视为人类存在的本质,人类的原始生命力常借情欲的追求与放纵来实现,爱欲是人天生的快乐源泉。希腊神话与民间传说中,拥有健美体格的男性总能获得更多青睐,他们能释放热烈的阳刚之美与雄壮的激情。健康体魄的拥有是繁衍生息的基础,也是对男性本身的认可。《天浴》中的老金在一场打斗中被对方割去了阳具,成为一个“不齐全”的男性。女知青文秀安插在老金的住处,她一心想回城市,对老金的关心并不买账。在听闻女知青通过各种渠道返城后,一无所有的文秀决定出卖肉体去换一张调遣证明,那些有权势的男性虽四肢健全,却潜藏着一颗冷漠猥琐的心灵,在一次次玩弄文秀后并不给与实质性的帮助,文秀流产后躺在医院奄奄一息,女护士在背后嘲讽她,而张三趾更趁人之危爬上文秀的病床,肉体的摧残与精神的折磨下,文秀认清了残酷的现实选择以死结束一切。老金明白文秀的本意后用一杆枪结束了她的生命,同时也了结了自己。最后老金与文秀相拥雪地,圣洁的雪水流过,洗涤了他们肉体的污垢,也涤荡着心灵的尘埃。老金在临死前感到自己是“完整”的,那是人性的回归,是善良的呼唤。失去生殖器的老金等于失去了追求爱欲的机会,但并不是说失去了性欲,在托文秀上马的时候,文秀感觉到他那双无处安放的手也想做些什么,可到了最后老金用爱、善良与美净化了情欲,安抚了灵魂,提升着精神境界,将心灵变得高尚、纯洁,他成为了文秀坚强的后盾,真正地保护了文秀,反而是那些身体健全的人却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欺凌弱者,以满足自己肮脏的私欲,两者对比中是作者对人性善恶的思考。

  此外还有《芳华》中的文工团员刘峰,因其真诚善良的品格被当选为雷锋标兵,大家崇拜他,并认为人性中肮脏的词汇都不能与他挂钩,这其实是将刘峰符号化和英雄化了,他们甚至未意识到刘峰不过是万千男性中平凡一个,他也有情欲和生理的萌动,但这却因他标兵的身份被压抑。因“触摸事件”的发生,刘峰被赶下神坛,众人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审判他,以致于他在流露人类正常的情欲时人们是如此震惊和不理解。刘峰被下放部队,在中越战争中失去了右臂,他丧失了安身立命的能力,只能靠着冰冷、廉价的塑料假肢凄惨度日,被放逐在社会边缘。即使如此,刘峰与生俱来的善良让他从未记恨曾告发提供证词的队友们,他身上依旧保留着那份人性的真挚和美好。老金和刘峰都流露了对心怡女孩的一份情欲,老金用他不齐全的身体竭力想要挡住外界对文秀的伤害,同为弱者的他明白欺凌更弱者是非道德的行为,他由衷痛恨那些四肢齐全却卑鄙下流的人类,而刘峰这个可悲可怜的男性却因正常的情欲而付出了代价,带着自始至终的善良凄清离世。作家关照着他们的欲求,同时也书写着他们善良的品格,即使身体残缺,但心灵却依然能保持完整。

  3.“本我”驱使下的智力残障形象

  除身体的残疾外,小说中还有智力残疾的男性形象,本文所列举的两位智力残疾男性都在原始的“本我”力量驱使下做出了有违道德的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提出“本我、自我、超我”[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258页]三大部分,其中“本我”被认为是人与生俱来的,是人格机构的基础组成,自我与超我都要在满足本我的基础上发展。本我处于人格结构底部,是无意识、非理性、非社会化和混乱无序的,例如先天的本能、欲望等,具有强烈的原始冲动力量,也是人格结构中不易掌控的层次,遵循“享乐”原则,例如人们所追求的个体生物需求如温饱需要和性欲的满足等。《谁家有女初长成》讲述一个叫巧巧的女孩被人贩子以一万块钱卖给了工人郭大宏,她挣扎未果后只有接受现状。后来巧巧发现丈夫实则串通了他的傻子弟弟二宏,两人合伙拿出的钱买下了她,她实际上是两人的共同财产。二宏在智力缺陷时对女性的肉体依旧迷恋,他的性冲动使他常偷窥哥嫂的房事,未尝男女之欢的他在看到哥嫂情爱之事也跃跃欲试,一个黑夜二宏糟蹋了巧巧。本作为弱者的他在男女地位上却依旧凌驾在女性之上,他似乎没有对事情善恶的分辨,他不知与兄长的合谋对巧巧来说是无情的欺骗,贩卖妇女是下流的交易,他的泻欲是对巧巧残忍的蹂躏。二宏对待巧巧可理解为弗洛伊德理论中“本我”力量的驱使。

  这之外,另一篇短篇小说也写到了智力残缺的男性。短篇移民小说《海那边》中的泡就是此类形象。王先生雇佣泡,实际上却是将泡奴化,当做盈利的工具对其严加看管。在海外生存的泡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需要,但生理需求却难以得到满足,泡虽智力上受损,但作为男性他有着原始的性萌动,将其性欲牵引出来的正是迈克。迈克偶然捡到一张女明星的照片,为泡编织了一场幻梦,让泡相信在海的另一边照片中的女子在等待他回去迎娶她。性欲长期压抑的泡潜意识中认同了迈克的说法,但迈克因拒绝王先生的要求被报复,失去精神指引者的泡杀死了王先生。智力受限的泡对性存有混沌朦胧的想法,迈克递给他的那张照片仿佛一把钥匙打开了囚禁着泡原始欲望的牢笼,让泡多了一份对生活的期待。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性学说中强调性本能与“力比多(欲力)”[弗洛伊德.性学三论与潜意识[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对人类行为的重大甚至决定性影响,无论是健康还是精神疾病患者,思想、情感与行为举止都将受到性本能与力比多的明显作用,他认为,若是人们的欲望在真实生活中受了压抑,那么他就会幻想去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或者说,用一种新方法重新安排那个世界的事物,使自我满足,泡在内心幻想出来的女子就是他的精神归宿,在它破灭之时,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因此做出极端举止。华侨大学的朱立立谈到:“《海那边》摆脱了中国大陆打工文学常有的简单粗糙表现模式,而着力尝试从文化和人性的双重角度透视海外边缘人生”。[朱立立.边缘人生和历史症结──简评严歌苓《海那边》和《人寰》[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2):67-71.]作家在泡身上寄托了对于女性的欲望和情感,她关照着在异地漂泊的边缘群体及他们的情感需求,找到压抑这一情感的沉重石头,并试图去敲碎它,使它迸发出人类内心的强烈情感爆发力,此外也透析着交织了欲望的人性,并对其解读。

  无论是身体还是智力的残疾,人们体内都有推动着自我活动的驱动力,即人类的欲求和希望。基础的欲望本是人之本能与自然本性,它参与人们的成长,并在外部条件的催发下扩张,残疾的外公因孙女的到来而更加渴求陪伴,遇到女知青的老金萌发了对她的爱意,而智力残疾的泡和二宏则是窥见了女性的魅力,饥渴空虚的生理需求激发他们去追逐享受。但欲望需要人的掌控,一旦它脱离道德界限时,这样的欲望就会指使他们突破一切常规的束缚而仅仅为了满足自己,能在欲求中不迷失自我的人类都需要做出让步,用绝对的理智去控制心底溢出的欲望。

  (二)心理之痛-----心灵缺陷与心理创伤

  严歌苓的小说题材大致可分两类,一类为文革时期的创伤回忆及回望中国历史的题材,一类为移民小说,即表现中西异域下人类生存状态,这些题材都伴随着欲望的书写,研究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学者科耶夫曾对欲望做出了一定阐释,他认为人的欲望和动物有别,动物的欲望仅为了生存,而人类的欲望不仅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也有现实因素,即应该走出个体局限,从更宏观的角度考虑历史、文化与社会环境对欲望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些风云变幻下的环境,男性往往要比女性承担更为深重的责任。处在这类环境中的男性,他们的欲求得不到满足,或是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决,他们所经历的磨难、内心承受的压力将转化为不健康的情绪,在不及时的心理疏导和调节下,会失去平衡,造成心理缺陷,久而久之反映在人格的异化,即表现为心理残缺。

  1.中西异域文化夹缝中自我迷失的男性形象

  《少女小渔》中的江伟表面光鲜亮丽,内心却显示出猥琐的特质。他常把小渔作为发泄欲望的“工具”,未能在两性关系上给与小渔充分的尊重。到达美国后,无钱无势的江伟为获得永久居住权,教唆小渔与意大利老人马里奥假结婚。但将小渔“驱赶”到另一个男人身边的江伟却吃醋了,潜意识中他已将小渔作为私人附属品,如今却要分一半给老人,嫉妒和贪婪使他失去理智。在异域的江伟难逃生计所迫,不得不倚靠女人,甚至“典妻”。在行为上江伟非但不因女友做出的牺牲关照和体谅她,却深陷在一种病态的嫉妒中,他虽有健全的四肢,表现出来的却是无能与暴力。面对陌生环境,最基础的欲望则是求生自保,在社会、地位和种族等原因下,华人男子常陷入被动境地,被西方文化排斥,受到西方规则的约束,归属感也成为他们渴求的一种。但对一些急于求成的男性,如小说中的江伟为了名利投机取巧,通过不正当的捷径来取得认可,实则让自己逐渐步入盲目的境地,对于身边之人,他用冷漠尖酸的态度和行为进行反抗,用伤害女友、欺凌弱者的方式去填补内心的落差,这反而增添了脆弱与无力感,他的人性在这一过程中已彻底异化。人们通常认为先有欲望主体而后有客体,但拉康认为具备欲望客体后才形成主体,人们想要得到他人的承认和关注,会选择去拥有对方想要的东西,为了实现此目的,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损人利己,他们迷恋金钱,追逐权利,为了得到爱人的关注也会采取手段使自己成为对方爱欲投射的对象,在两性关系中迷失,这样不良的后果则是心理上的畸形与病态,江伟竭尽所能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却最终迷失在欲望替代物之中。

  拉康的欲望理论中还有对于人物身份认同的阐释,人类从自然中演化逐渐走向社会,通过语言文字等与社会体系相联系,同时社会和文化也制约着人类,因外在秩序的排斥使其失去归宿,让主体处于分裂和异化之中。耿潇在他的文章中谈到:“拉康的欲望对象并不等同于弗洛伊德理论背景下的本能需求,而是在人际间的社会交往中形成的,是由社会这个大他者的文化及主流价值观等决定的”。[耿潇.主体·自我·他者——论拉康欲望理论的诗学建构[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6(05):88-91.]即人类总是无意识地受到社会的制约。如《橙血》中的中国少年阿贤,他被美国白人女庄园主玛丽相中。为保留自己对传统华人男子的构想,玛丽阻止阿贤减掉那根象征着旧时期华人的长辫子,将其打造成特别的“中国佬”。玛丽将阿贤视为自己的“收藏品”,将他展示在橙园变成独特的“景区”。玛丽在躯体和思想上无形禁锢着阿贤,不让“东方传统之风”吹向阿贤。在中国女人银好出现之前,阿贤的民族自尊心和身份定位一直未被唤醒,等他真正觉醒时,他强烈的防抗和强势的白人种族优越感相比似以卵击石,虽然最后阿贤剪断了那根长辫子,想要冲破玛丽给他的设定,但也因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江伟和阿贤在陌生的国度,为获取生存的条件都放弃了自我的一些东西,江伟不愿通过健全的肢体去打拼而选择了窝囊可悲的“典妻”方式,而阿贤舍弃了自尊心与民族的身份去取悦白人庄园主,他们堕落和心理异化的程度不同,虽有异域环境的作用,但深层原因还是归咎于内心对舒适安逸生活的饥渴,阿贤最后走了出来,但江伟却永远留下了丑陋人性的一面。

  2.拜金主义、道德失败的非理性男性形象

  经济学家认为人是欲望主体、是经济性动物,人的天性使其倾慕财富和权势,无限度地追逐实利。人们不受压抑地表达欲望,从而使利益最大化,适度的欲望能催人奋进向前,去争取和改善物质生活,由此推动历史和社会发展。若欲望漫无节制,就会让人贪得无厌、迷失自我,落得伤身败德的下场。《补玉山居》中的商人冯瘫子坐拥美女,视财如命,在进行投机活动时不顾他人利益。冯瘫子离婚后,与女儿形同路人,一心只惦记财富,对他人嗤之以鼻。他虽在物质上富有,精神上却极度匮乏,生活在灯红酒绿之中享受着金钱和肉欲的欢乐,内心却是空虚寂寞的。也许是商业上与人相处总是怀着窥探他人的心态,在尔虞我诈中像冯瘫子这样的人已失去了安全感与归属感,他们拥有香车美女,实际上不过是对金钱的畸形迷恋和对女性的过分占有罢了。

  此外作家还塑造了一类赌徒形象。《妈阁是座城》中的梅晓鸥是妈阁这所赌场中的“叠码仔”,年轻时认识了有妇之夫卢晋桐。但卢晋桐成了一个混迹赌场的赌徒,家产输尽。卢晋桐既没有守住道德底线,伤害了自己的原生家庭,还辜负了梅晓鸥和私生子。大开发商段凯文原有一番伟业,但也没经受住赌博的诱惑。为了“翻盘”他一次次撒谎,拆东墙补西墙,在尝了一点“回本”的甜头后,也不曾适可而止,最后雪球越滚越大压弯了他所有的救命稻草。段凯文从一个年轻有为的商人变成为逃避赌债的无道德者,渐渐暴露出自私、欺瞒的丑陋本性。史奇澜,曾靠着双手挣来自己的营生财富,却在赌博中变得一穷二白。他的可憎之处不仅是为了躲避追究完全不顾妻儿选择轻生,还在于他明知赌博不对,却将自己的表弟拉进赌场的泥潭。浙江师范大学的胡娜儿也谈到妈阁这座城剥夺了人们的地位尊严,连同健康和人格也带走了:“在这样一座赌城中,筹码是通行证。人们一旦入了魔怔,理想、事业、道德、家庭、责任等都会一寸寸沦落,而人的欲望会越来越疯长,灵魂会越来越扭曲,人性会越来越堕落”。[胡娜儿.人性堕落与自我救赎——论严歌苓长篇小说《妈阁是座城》中的赌徒人物形象[J].名作欣赏,2017(14):141-142+148.]《拉斯维加斯的谜语》中的薛教授在赴美考察时,深陷赌城。作为一个大学教授,他一定知道赌博的危害,但面对诱惑时,他却最终沉迷其中,被赌博蒙蔽了双眼,欺骗成性,由规矩本分变成了亡命徒式对冒险的向往,失掉自尊和理性。拉斯维加斯充溢着金钱与享乐的气息,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老薛,原本过着老实本分、清贫节制的教书生活,来到西域后,他见识了太多未经历的事物,自由放纵的氛围与消费至上的价值观念逐渐侵蚀着他,也把他长期禁锢着的欲望牵引出来,让他走上了赌博这条不归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欲望为主导,思维为手段,行为为目的的模式,“欲”、“思”、“行”三者的理想形态都以理性的统辖为前提,对于“自制”的问题,他认为人们不自制是因事物性质引导而行动的,但事物的性质是否是决定不自制行为的决定因素还有待商榷。正如拥有金钱可以获得很多东西,但它并不是让人不顾一切去获取的唯一原因,因此拉康指出了漏洞所在就是潜伏在人类内心中的欲望。复旦大学哲学院的卢毅也认为不管是理性愿望或是非理性欲望都需要率先获得“思维”,让思维为其服务,他认为不自制的行为“倘若像拉康那样以欲望为出发点,那么它也可能是一种为了欲望而反抗理性的‘奋不顾身’,甚至是罢黜理性的‘拨乱反正’”。[卢毅.欲望、思维与行动——从拉康的视角探讨精神分析伦理学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之间的关系[J].哲学动态,2015(02):62-69.]出现问题的欲望介入影响思维,进而导致非理智行为,不自制者常被欲望操控,就如老薛明知道赌博不对,却控制不住想要冒险,可知欲望已经战胜了理性。

  3.挣扎于心灵囹圄中爱而无能的男子形象

  马斯洛需要理论中包含着情感的层次,但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选择主动追求这一需要,他们因各种原因在心底上排斥着友情、爱情,漂浮不定、犹疑不决,并不渴望某种归属,而是选择孤独与独立。《我不是精灵》中的画家韩凌在文革时期被扣上“敌我矛盾”的帽子打入监狱,他用坚毅的精神克服了肉体与精神上的煎熬,可当他看见曾与他朝夕相处让他感到人世间尚有一丝温存的狗被人扒皮时,他内心最后一道防线被击碎了。之后文革翻案他洗脱罪名,凭借才气成名,但他的内心已冰封,对人性失望透顶,不再信任周边人。少女穗子对他真挚告白,内心感动的韩凌却没能明确回应,经历文革创伤的韩凌失去了爱人和被爱的能力,他放不下对人的戒备。韩凌若即若离的态度使穗子最终离开了他。文革的创伤让韩凌选择禁欲,把自己正当的基本需求压抑到最低水平,他忽视了个人的权益,也压抑着自我生命的价值,不仅造成了对自我的严重损害,还间接地伤害了那些想要对他付出真挚情感的人。类似还有《无非男女》中身患严重肾衰竭的老五,兄长的女友雨川进入了他的生命,使他的世界多了一丝明亮的色彩。若无疾病困扰,老五本能凭借自己的艺术才气举办画展追求更加广阔的天地,可无情的疾病打倒了他,正值壮年的老五在一间冰冷黑暗的病房中离世。回望他的一生,用凄清孤寂形容也不为过,雨川给与老五的尊重与同情让老五对她短暂地敞开心扉,可老五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因疾病而自卑,对于人世间美好的情感显得无力,老五的个体价值在社会上也不曾得到认同。在短暂的生命里老五把自己禁闭起来,在自身与社会的双重压力下他的孤独无法宣泄最终凄清离世。老五让读者看到这世界的荒诞与真实,看到独立的边缘个体活得孤苦与艰辛,也看到人性在碰撞中的差异文化下的扭曲与异化。不管是韩凌还是老五,都因为自身经历的苦痛,而选择封闭心门。他们也曾渴望一份诚挚的爱情,却敌不过害怕受伤和失去的恐惧,他们患得患失的这份心情与欲望牵绊,最后他们还是将欲望扼杀在内心最深处,内心也变得冰冷孤傲,布满厚厚的尘埃。

  4.畸形情感与病态恋母情结下的男性形象

  《约会》和《红罗裙》是作家异域环境下探讨人类生存困境的小说,以母子题材为主。母亲们都表现出一定的“恋子情结”,而儿子们则反映出了一定程度上的“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晓峰和健将跟随改嫁的母亲来到美国,却都被继父所排斥。《约会》中的晓峰被继父驱逐,碍于夫妻关系的母亲五娟不得不私下与儿子见面,在见面时对母亲的穿着,晓峰只见母亲的裙子跑到大腿上去,在他眼里母亲穿短裙看起来形体似乎从来没长成熟过,四十岁却给人二十岁的感觉,晓峰带点戏弄地恭维母亲穿短裙好看,虽是儿子的眼光观察母亲,却有种情人私会的暧昧调情之感。又如《红罗裙》母亲海云在商场试穿时,“健将带粗糙指甲的手指顺海云脊背两侧移,渐移到她腋窝。‘买下了,妈。’他阴狠地说”。[严歌苓.少女小渔[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以及“健将熟练地替母亲系上带子,又伸手到裙子里面,去抻平贴身的衬裙。”[严歌苓.少女小渔[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3页]这一连串的动作蕴含着情欲和少年懵懂的性意识,对于母亲的身体,健将更多地是带着男性对于女性的审美去看的。精神分析学派对于“恋母情结”做出了解释,幼儿在性器期间会出现恋母妒父的情绪,对父亲独占母亲持敌对的态度,青春期也会出现,在后期通过结识和与异性相恋,才得以解决。这是人类一种早期和基本的关系,对异性父母的依恋是从原始人的心理中继承的,存留在人类的无意识领域,以性本能为核心持续活动着,蕴含强烈的情感色彩,本不算病态和畸形的情感,但未能很好解决的话也会发展成为神经症。弗洛伊德也谈到孩子对双亲的性冲动,他认为:“这种显而易见的乱伦幻想必须克服和摒弃,这意味着,脱离父母的权威,这是青春期最重要、最为沉重的精神成就”。[弗洛伊德.性学三论[M].湖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8页]健将和晓峰的遭遇相似,随母亲来到异域,本就缺少原生家庭的关爱又在新家庭中被排斥,无立足之地,在异域都不曾获得应有的价值和尊严,陌生的环境下没有朋友,孤身一人,唯一的倚靠就是母亲。他们的心灵孤僻敏感,在与母亲相处时才能卸下伪装,放心地做一个“孩子”,母性的温柔与关爱能够填满他们空洞的精神世界,抚慰他们躁动的情绪。母亲给予了他们的浓烈爱意,这样的女性角色几乎占据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对于母亲这样的异性也会控制不住萌发原始的欲望,产生微妙的情绪。纵观心理残缺的男性多是由于内心的欲望不合理地演化导致的,人类心底的嫉妒、仇恨等被牵引出来,继而引发欺骗、阴谋与犯罪行为。这其中也有一类禁锢欲望的男性,在宗教中教会将欲望归结为人类灾难的源泉,认为人是欲望的奴隶,因此他们反对纵欲,主张禁欲,希望通过各种形式来抑制内心的欲望,清心寡欲和扫除欲望,最终达到精神的超度。但作家却对人类正常的欲望给予了同情和支持,认为一味地纵欲或压制欲望都不利于身心的健康发展,欲望需要适度,极端不可取,扭曲欲望只会连同内心一起被异化,造成心理的残缺。

  三、“残缺”男性叙写动机及价值意义

  (一)叙写动机

  作家这般塑造“残缺”男性,不仅出于复杂深刻的现实因素,也离不开自身的心理动因。男性在社会上本处于主导地位,一般展现着坚强勇敢等正面形象,但作家笔下的男性却面临着生理或心理的缺陷,以“非理想”状态示人,他们挣扎于各自的生存境遇下,因特殊的时代或政治环境,内心的欲求得不到满足,逐渐在情欲中迷失,或处在文化迥异的海外,深陷一定的生存困境,强烈地渴望着身份认同。作家用她细腻敏锐的眼光看到了现实的残酷,在东方文化之下,人性在历史冲刷下的创伤,也用冷静的笔调描绘着西方文化中潜伏着的种族歧视、文化差异等,揭示异族男子个体生命中欲望遭遇压抑的那部分,以及人性的变化历程,正如她在访谈中说到的那样:“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有趣的故事说到底,都是能最深地体现人性的故事。或许正是因为它揭示人性,我才认为它是个有趣的故事。一个表面上体现文化冲突的故事,也许根底还在人性上”。[庄园,严歌苓.严歌苓访谈[J].华文文学,2006(01):100-102.]作家对男性欲求的理性关照,更多是用她的女性意识去探寻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境遇,看到不同生态环境下人物的遭际,让人们更多地关心边缘群体,窥见命运洪流中跌宕起伏的个体生命,通过描写“残缺”男性因生理残疾或精神禁锢,为了安身立命甚至在行为上触碰道德底线的疯狂行为,使读者看见特殊群体的黑暗命运和悲剧人生,从而引发读者追求精神的自由独立和人性美好。

  此外,作家之所以能写出大量缺陷性男性和她的人生经历也密切相关。弗洛伊德在书中也谈到:“由于现实强烈的真实经验唤起了对童年经历的回忆,从回忆中产生了一个愿望,于是通过创作这一途径使这种愿望得以实现”。[弗洛伊德.性学三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第129-130页]严歌苓在童年时期目睹了戏剧家严凤英和一知名女作家的自杀,她在冷漠的世态里看见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她心底由衷地痛恨那些欺凌弱者的行为,正如她回忆那段黑暗的历史说到的:“人性可以丑陋到什么程度?人性当中那些野的东西、那种比动物还不如的东西就暴露出来了,所以在我以后的小说里,我觉得我从小对人生的了解,是这样看过来的”。[严歌苓,李宗慬.严歌苓谈人生与写作[J].华文文学,2010(04):103-106.]所以她塑造了一些肆意践踏弱者尊严的“缺陷”男性,暴露着他们的罪恶行径。十五岁时,严歌苓冒着触犯军规的风险与比她年长的军官相恋,当恋情被揭发后,军官为自保背叛了她,严歌苓对男性的不信任由此升级。在文革的批斗中她也见证了父辈精神的失落,当时人们在肉体与精神上受到政治的直接迫害,人格与尊严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父权陷落让严歌苓明白在极端的条件下,人们为了自保而表现出自私功利的一面,人性随之扭曲异化。而后经历家道中落、爱情生活不幸的严歌苓走出了国门,在异乡的她作为异域的“边缘人”看到了一样为了生存艰难前行的同类,因此她将经历和目睹的人类苦痛熔铸笔尖,将人性的光辉洒在字里行间,通过女性的主体身份,孕育了一系列缺陷性的男性客体,同时在性别平等的基础上关照着男性群体的欲求,看见每个不完美的人类,也用美丽的悲剧去批判社会与人性,构筑了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世界,让读者在阅读时也一样拷问着内心,感受着作品独特的艺术感染力,正如作家在复旦大学讲座中说到的那样:“有力度的审美活动往往带着深刻的痛苦体验,而痛苦体验又大多来自作家对生活的强烈敏感。作家从自身的痛苦体验中挣扎出来,在宣泄和诉说的过程中,将强烈的痛苦转化为震撼人心灵的艺术审美愉悦”。[张琼.此身·彼岸——严歌苓复旦讲座侧记[J].华文文学,2004(06):66-68.]正是作家的独特体验,为她的写作输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二)价值意义

  1.人生百态折射下的时代与多元化的欲望

  作家笔下的“残缺”男性身处历史也见证着历史,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痕迹”,也曾带给他们心灵的创伤。严歌苓巧妙地利用残缺性男性的特殊之处,让他们每一个人去呈现人生百态,进而反映每一个环境,大到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影子。如文革时期在政治打压下知识分子遭受着非人的待遇,为了自保,一些人背叛亲友,人性异化,导致社会风气日下,作家将这段残酷的岁月记录下来,让人们看到了历史沉重的烙印。在之后全球化,刮起一阵移民热潮风,作家从中西文化冲突中看见了异域中的华人在身份认同上陷入矛盾的境地,强势的西方文明与不同的地域价值观冲击和异化着人们,华人移民迫切渴望融入新环境,摆脱困境等。作家的书写让未经历过这些历史的读者看到每一个平凡的个体为生存而奋力挣扎的模样,领略着时代的风云变幻。除了从小人物窥见时代的影子外,作家也让我们看到了人们内心或强或弱的多元化欲望。人们常将欲望与放纵享乐、贪婪无节制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但作家开启人物欲望的同时是用尊重的目光去书写的,她把欲望的中性呈现出来,让人物流露出正常的欲望和本能,无论是情欲肉欲、物质欲还是渴求自尊与认可等,作家都给予体谅和理解,但在人物压抑自我本能或为了私欲违背人性,损人利己时,她又批判着这些行为。欲望本无好坏色彩,却也需要人们去分辨、批判和多加引导,正常的欲望应当合理支持和利用,不良的欲望给人的灵魂增添污垢,将人拖入疯狂失态与犯罪的深渊,作家正是对其客观书写,引导读者关注和正视自身的合理欲求,不再谈“欲”色变,同时也指引着人们警惕肮脏邪欲的挑逗,勿在欲求中迷失自我。

  2.“残缺”背后的悲剧意义及文学价值

  作家弱化了传统男性的权威,将苦痛加在男性之上。特殊的政治环境或异域文化,社会规则的制约无情地挤压着每个艰难生存的个体,男性面对自己残缺的躯体或内心,他们变得迷茫脆弱,想要人格独立、地位平等与精神自由,心中的欲望渴望挣脱牢笼的束缚,却无法找到宣泄的出口,他们在强烈的心理煎熬中丧失理性,走向自我毁灭的境地,也许他们也曾渴望救赎,却不得不妥协和屈服于残酷的现实,“残缺”其实是一种互文,不禁让人思考人的身心为何缺陷,缺陷之后又带给人怎样的变化,造成“残缺”状态的其实是人本身与外界共同的作用,“残缺”的非理想状态背后所指的更多的是人类命运的黑暗与人性的悲剧。严歌苓作为美籍华裔作家,早期生活在国内,受传统文化和社会影响,这对她写作历史题材提供了来源,例如关于文革时期的回忆,华人作家多是从批判政治的立场入手,但她不从政治切入,而更多挖掘着这段黑暗时光里人性的变化历程,她的笔尖闪烁着温情的光芒,读者能窥见历史的残酷和扭曲的人性,却也能看到在自我批判和反省中的清醒者,看到黑暗之下众生苟延残喘,仍有人负重前行保有人性的温存,这正是希望所在。在之后她移民美国,组建了新家庭,对美国社会既有华人的审视眼光,又有耳濡目染的体验,她在访谈中也坦言到:“写自己的民族,有了外国的生活经验,不自觉的新角度,我的思考有了新拓展。移民生活的确给作品增添了深度和广度,显然与完全生活在国内的作家是不一样的”。[江少川.走近大洋彼岸的缪斯——严歌苓访谈录[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03):48-52.]同时身为女性的她心思细腻地关照着现实,深刻地思考着问题。她擅长写小人物,并从新维度切入,有意弱化男性的性别特征,降低了他们给人的期望值以彰显女性意识,同时拓宽了男性形象的类型,不仅有华人还有异域男性,以及夹在二者之间的男性移民,在身份上又有军官、商人、知识分子等,男性分类在她笔下愈加丰富起来,作家塑造的这样一批“残缺”男性,颠覆了人们眼中男性主权的惯性思维,她将男性摆在弱势一方,对其进行人文关怀,既揭示残缺男性因人生艰难表现出的失意及身心变异,又道出他们的欲望,用柔软的目光去理解他们,发现其缺陷下的人性光芒。加之作家在语言描写、叙事技巧、人物塑造等方面准确地把握了男性的特点,因此她笔下的残缺男性有了更为复杂而生动的外在和内心世界。这也使她所创作的作品区分于纯粹的华人与外国作家,华人作家大部分目光都放在国内,对移民史与外国文化没有过多书写,而外国作家也多是专注于自身文化,因此融汇了二者的严歌苓无论是大陆文学还是华裔文学她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及创作,她所塑造的残缺男性有国籍、身份地位、时代地域之别,也各有各的“残缺”之处,极大丰富了文学中的男性形象世界。

  3.两性的倒置及沟通和解

  作家在塑造男性时,剥夺了男性权力的中心位置,并消解了其阳刚之气,在身体与心理上赋予男性残缺和软弱的特质,使男性失去尊严,无力获取地位和权力。想满足自身欲求的男性往往不得志,生活在自卑和心理扭曲之中,丧失理性与道德。一部分男性还未在欲望中迷失想要寻求救赎时,女性往往会站出来并且和男性处在同一地位上,女性表现出的坚韧与优秀人格与男性的非理想形成对比,男性被放置在从属地位,两性之间产生倒置。女性以人性的光辉感化和拯救男性,洗涤着男性罪恶的灵魂,如《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多年如一日辛苦无怨言地维持着家庭的基本生活,陈思和指出王葡萄身上有着“浑然不分”和“包容一切”两大特点,“‘浑然不分’表现为她的爱心超越了人世间一切厉害之争,称得上真正的仁爱。‘包容一切’隐喻了一种自我完善的力量,能凭着生命的自身能力,吸收各种外来的营养,转腐朽为神奇”。[陈思和.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J].名作欣赏,2008(05):102-104.

  ]王葡萄展现的母性力量是具有藏污纳垢能力的,她用自身的善良化解着男性软弱与罪恶的一面。但作家并不将男性完全放置在女性的对立面,她赋予男性“残缺”的特质,却不一味将其丑化,而是与女性达成某种“和解”。小说中的女性在面对男性或社会这个大群体的压制与伤害时,都以自身的努力去维护着自我尊严与价值,并用宽容博爱的胸襟包容着男性,像《扶桑》中的扶桑受尽人间疾苦,却始终以“跪着”的姿态宽恕着那些站立的恃强凌弱的群体。扶桑这类女性同时也是社会边缘群体,她们遭遇着不平等的待遇,受到来自外界歧视的目光,面对男性的权威,缺失话语权、委曲求全的女性在两性矛盾激化后,因其善良的本质她们选择对男性进行包容与感化,两性关系在“雌性”光芒的照耀下实现沟通与和解,如学者沈红芳谈到的:“在她的小说中,通过承认苦难是生命的常态取消了女性与苦难、与男性的对峙关系,通过自己生命感觉的丰盈确证了自身的存在,通过在恶劣严酷的环境中葆有的良知超越了苦难对人性的摧残”。[沈红芳.在苦难中升腾——论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当代文坛,2008(05):135-139.]她认为作家对女性生命和良知的歌颂也是出于作家对女性意识的思考,但作家又超越了传统文化中尊卑地位,颠覆了男女间强弱的二元对立思维。可以说“残缺”男性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女性角色的支撑,研究小说中残缺男性的翟羽佳也谈到:“直面人性之缺陷,作家要赞美弘扬一种兼具顺应天性和宽厚大爱的完美人性,‘雌性’正是最好的代言人。横向挖掘,男性之‘残缺’与女性‘雌性’之完满产生强烈对比,后者得到完美呈现”。[翟羽佳.论严歌苓小说中“残缺”的男性形象[D].广西师范大学,2013.

  ]面对人性的残缺,作家用“雌性”去填补,使男性缺失的那部分被宽厚仁爱的女性拯救回来,拼凑成完整的人性,这也是作家自觉从女性意识出发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