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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案例分享-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安全战略研究

2021-06-29 11:15:13
作者:杭州千明

论文技巧案例-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安全战略研究

  2009-2020年是中国快速崛起,加速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的重要时期。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美差距不断缩小,中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身为当代世界霸权国的美国,越来越感到中国对它的威胁变得紧迫和严峻。这段时期美国经历了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任总统,两届政府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遏制中国崛起,对华安全战略实质经历了由自由主义战略占主导到现实主义战略占主导的转变。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实力仍有较大差距。且对抗恐怖主义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目标,对华安全战略实质上是自由主义为主导,辅以现实主义的战略。特朗普政府时期,中国实现了“强起来”的飞跃,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使美国觉得霸权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其对华安全战略实质上转变为现实主义战略。长期来看,美国对华安全战略的走向必然会随着中美两国差距的缩小而现实主义的成分则更加强化。

  一、绪论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2009年1月,民主党人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正式就任美国第44任总统。由于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深陷反恐战争的泥潭,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的首要任务是打击恐怖主义。随着2010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以及2011年“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头目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被击毙,打击恐怖主义的紧迫性已有所降低,使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重心开始转向。尤其是2012年成功连任后,在对全球安全环境的评估和对中国崛起的多维安全认知基础上,奥巴马政府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将最有可能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利益乃至成为其全球霸权的挑战者。为了维护美国的亚太战略利益与目标,奥巴马政府对华安全战略日益形成。2016年,以“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而著名的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他基于本土主义、实用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等理念,对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实施重大调整,无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打着“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旗号,对华挑起大规模的贸易战,企图破坏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2020年是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3年多来,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战略文件,相关安全政策付诸实施,其对华安全战略的基本态势逐渐清晰。

  回望2009-2020年,也即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任总统任职期间,是中国加速崛起,加速向现代化强国迈进的重要时期。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八大到十九大的五年,中国是现实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飞跃。[胡鞍钢.从“富起来”到“强起来”[N].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10(18).]根据现实主义(Realism)理论,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并决定国家行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安全困境,因此,国家的目标是追求权力最大化,防止竞争国的崛起。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发展、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中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作为当今霸权国家的美国必然视中国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和它霸主地位的挑战者,因此遏制和防范中国将会是美国对华安全战略的根本基调。

  从国际关系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现实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安全战略的演进,实际上是由自由主义战略占主导到现实主义战略占主导的转变。美国对华安全战略朝着越来越浓厚的现实主义发展,势必将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地区局势及亚太国家间的关系造成很大的影响。对这一时期美国前后两届政府对华安全战略进行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角度的理论分析和研究,目的是把握美国面对中国不断崛起、中美差距不断缩小、中美结构性矛盾不断突出的情况下,其对华安全战略的演进。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芝加哥大学教授、进攻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其2001年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中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他认为国家永远无法确定他国之意图,为了生存和安全,国家会不断扩张权力成为霸权。崛起国家是潜在霸权,将会挑战当前霸权国的地位,以此霸权国则会想尽办法阻止潜在霸权崛起。在东亚地区,米尔斯海默指出,东北亚的稳定格局不会持久,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升出现失衡,中国会成为将来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竞争者甚至是威胁,美国需要在这一地区保留军事力量遏制中国。[[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与米尔斯海默持同样观点的有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一些学者,在他们出版的《美国与亚太:奥巴马政府安全战略》[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America and Asia Pacific:Security Strategy of Obama Administration.https://www.csis.org/]报告中同样提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防军事技术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必将对美国在亚太的军事优势和霸权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必须要维持甚至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米尔斯海默在他2019年的新著《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中严正指出,美国政府自冷战后一直实行自由主义霸权的战略,企图以此将更多的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以自身的形象重塑国际体系,这一战略其实是“大幻想”。他认为“从一开始自由主义霸权就注定会失败,事实也是如此”[[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随着国际体系结构逐步走向多极化,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取向势必重新抬头,因为当国际体系中有其他大国时,不可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中美关系、美国对华安全战略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对奥巴马政府的对华安全战略研究中,张昭曦[张昭曦.奥巴马时期中美安全关系研究[D].北京:国际关系学院.2017.]、袁雪[袁雪.奥巴马政府对华安全战略探析——基于东亚地区层次的考察[D].长春:吉林大学.2012.]认为:第一,美国在逐渐走出金融危机后继续寻求在东亚建立其主导下的战略平衡,以防止中国的崛起威胁美国领导地位和国家利益,为实现美国地区霸权的目标服务;第二,奥巴马对华安全战略以地区热点问题为契机,通过强化与美日、美韩的军事同盟关系,深化与台湾的军事联系以及推进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之势。在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安全战略研究中,李岩[李岩.特朗普安全战略的调整与限度[J].国际安全研究,2018,5:54-72.]、王秋怡[王秋怡.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J].国际论坛,2018,3(5):28-34.]、郑永年[郑永年,张弛.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华影响及对策[J].当代世界,2018(2):22-25.]等认为:第一,特朗普的安全观是党派传统、利益集团与个性融合,三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妥协、调试与融合,共同塑造了特朗普执政初期的安全理念,奠定了其安全政策的理论与思想基础;第二,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明其全球战略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基础,以“美国至上”为行为准则,战略视角更富竞争性,并初步显露孤立主义苗头。此外,赵明昊[赵明昊.美国竞争性对华战略论析[J].现代国际关系,2019(10):13-20.]、吴其胜[吴其胜.安全战略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演变[J].美国问题研究.2019(02):103-127.]、张允成[张允成.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逻辑、影响及对策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9.]认为:第一,特朗普政府将进一步在美国国内营造美中“战略竞争”的整体氛围,强化针对“中国威胁”的防范和压制,在重要地缘节点和战略性领域加大对华制衡;第二,随着中国崛起,基于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难以消除,双方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中竞争的成分越来越突出并最终占据主导,特朗普时期美国对华更加强调防范、制衡和打压。在特朗普的亚太战略对中国的影响方面,仇朝兵[仇朝兵.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J].美国研究,2019,5:9-40.]认为:第一,中国在印太地区将面临更大压力,对中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理念造成“割裂性”影响。第二,将加剧该地区地缘政治紧张态势,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印太海上安全秩序与地区安全格局,为“一带一路”在印度洋方向的推进增添阻力。在对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安全战略和对华政策比较研究中,蒋芳菲[蒋芳菲.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J].美国研究,2018,4:75-96.]认为:第一,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从小布什政府“遏制+接触”战略,到奥巴马政府的“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到特朗普对奥巴马“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已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面临比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第二,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

  这些已有研究成果从国际格局、地区热点问题、美国党派传统等多个角度研究了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为本文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价值。但不足之处是现有成果中缺少贯串奥巴马和特朗普两届政府的对华安全战略研究,以及从理论角度去分析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演进。本文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研究奥巴马和特朗普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演进,从理论角度把握美国在这一时期对华安全战略的实质及演变。

  (三)研究方法

  本选题在方法论上采取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传统主义,即历史与现实研究、定性分析,注重质量变化。第一,历史分析法,考察奥巴马和特朗普两届政府时期的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对华政策演变史。第二,文献分析法,包括政策文献和理论文献,政策文献有奥巴马和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国会、智库等多方政策、战略文献,理论文献有理论著作、学术文章等。科学行为主义,即理论分析、数理分析、定量研究,注重数量变化。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结合已有的理论分析奥巴马和特朗普两任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实质、特点和转变原因。利用两种方法的优点,互相弥补不足,得出可靠结论。

  (四)创新之处

  第一,在研究背景上,本选题以中国日益崛起,美国霸权地位相对衰落,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这段时期为背景,具体为2009-2020年,也即美国奥巴马和特朗普两届总统时期。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本选题以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论为视角,目的是从理论角度把握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两届政府时期对华安全战略的实质及演变。

  第三,美国对华安全战略演变的实质是自由主义全球霸权战略逐步转向现实主义战略。随着美国感到中国的威胁日益严峻,加上国际格局逐步走向多极化,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取向开始回潮,逐渐过渡到“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战略,最终向现实主义战略转变。

  (五)基本概念和理论

  1.安全战略

  1997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出版的《军语及相关术语》正式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界定,即“为达到巩固国家安全目标而发展、运用和协调国力的各部分(包括外交、经济、军事和信息等)的艺术和科学。也称国家战略或大战略。”[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美国军事基本情况[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56-57.]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安全战略的定义尚未统一,比较合理的定义是刘跃进等认为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一定主体确立的关于一定国家的国家安全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和手段的全局性和持久性的计划和方案。”[刘跃进.国家安全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19.]国家安全战略的内涵和外延囊括了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众多领域,需要运用政治(外交)手段、经济手段和军事手段来达成目标。[杨毅.国家安全战略理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18-19.]

  2.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可以归纳为体系、单元、目标、手段四个方面。第一是体系,国际体系的性质是无政府状态,不存在高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政治权威,由相互独立的政治单元组成,由此决定了国际体系只能是自助体系。第二是单元,包括国家中心说、单一国家说和理性国家说,即主权国家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是一个单一的的社会整体,能够独立确立国家的利益,制定并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以理性的方式采取行动,追求安全和利益的最大化。第三是目标,国家的根本利益是追求生存与安全。第四是手段,权力是行为体实现自身利益的最有效的手段,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如何获取权力、拓展权力和运用权力。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无政府状态下为权力的斗争,导致安全困境。

  3.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又一大流派。自由主义认为,第一,人有能力改造自己,从而改善社会的道德和物质条件。第二,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但无政府不代表无序,国内制度安排推广到国际有利于国际社会有序运转,强调国际法,国际组织的作用。第三,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重要行为体的同时更强调包括国际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不认为国家是单一理性行为体,而是一个由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的不同个人组成的团体。第四,强调相互依存、集体安全、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国际合作,认为合作是实现国家利益更有效的手段。第五,认同进化的观点,相信人的理智和道义精神可以促成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向着更加和平的和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二、奥巴马时期美国的内外环境和对华安全战略

  (一)奥巴马就任前后美国的内外环境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爆发使美国开始反恐行动,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虽然战争既拉动了美国军火需求,又向世界上展示了其政治军事霸权地位,但是小布什政府在此期间奉行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等战略,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大大受损,受到世界多国甚至其盟国的抵制,而且两场战争均未能像预想中速战速决,反而成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每年巨额的战争费用使美国国债、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放大,原先由战争带来的益处在同样由它带来的代价面前显得微乎其微。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在2008年发展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奥巴马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从小布什手中接过了担子。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正式入主白宫,摆在他面前的两大难题分别是内部的金融危机和外部的两场战争。如何解决金融危机,重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顺理成章的成为奥巴马政府思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潘忠岐.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调整与中美安全关系[J].美国问题研究.2011,2:2-3.]上任初期,奥巴马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金融问题上,推出了金融救援计划,制定有效措施,加强对大金融机构的监管,限制其规模和高风险交易,以此防范新的金融风险。在战争问题上,宣布了从伊拉克撤军的计划,即在2010年8月31日前,从伊拉克撤离大部分军队,结束作战任务,在2011年底前撤回全部剩余部队。在2011年5月美军击毙本·拉登后,打击恐怖主义的紧迫性已有所降低,使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重心开始转向。这一时期,与美国因为金融危机和两场战争造成的经济低迷的形势和国际形象下滑不同,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鉴于中国崛起、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事实,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2010年5月出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May 2010.],确立了“重振美国领导地位”的大战略目标。

  (二)奥巴马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内容

  过去中美关系发展存在一个基本规律,就是每当政府换届从一个政党变为另一个政党时,新政府总是借批评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来赢得选民支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政权更替造成中美关系的周期性波动,表明中美双边关系的脆弱性。[金灿荣,刘世强.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J].美国研究,2009,4:40.]但是,2009年奥巴马接任共和党小布什入主白宫后,中美关系成功地避免了这一政党权力转换的怪象,有了良好的开局,11月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虽然开局良好,但“中美之间存在着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12):28.],两国间依然存在长期性矛盾: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矛盾、亚太地缘竞争矛盾、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等。中美之间的这些竞争关系和矛盾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民族自信的增强、国际权力转移而不断加剧。虽然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中美安全互动打破了以往总是在美国政府更替期间先恶化再正常化的惯常模式,但并没有摆脱起伏不定的既有逻辑。[潘忠岐.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调整与中美安全关系[J].美国问题研究.2011,2:16.]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东盟会议上首次提出“重返东南亚”(Return to Southeast Asia);2010年后,奥巴马政府陆续发布了《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国军力和安全发展报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年度报告》(Report to Congress of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和《维护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优先任务》(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等,这一系列官方颁布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国,充分表明了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防范之心;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又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Asia-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奥巴马政府在“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下调整了战略选择,决定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

  1.战略目标:“重振美国领导地位”

  新兴地区大国崛起,美国相对实力下降,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必须重振美国霸权。奥巴马入主白宫之时,首先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经济衰退,其次在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径下美国与其盟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再者美国发动的两场战争不仅耗资巨大,财政负担进一步加剧,国内反战情绪高涨,而且使其国际形象大幅下滑。在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奥巴马政府认为“新兴大国及区域组织的崛起使得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分布变得日益分散,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并提出了现阶段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是“重振美国领导地位”和防止地区大国崛起挑战其领导地位。因此在对华安全战略上,奥巴马政府的战略目标必然服务于其全球战略目标,那就是巩固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和防止中国的挑战。

  事实上,美国的这些战略目标在历届政府的决策中从未被忽视,只有维持领导地位才能够最大程度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但由于“9·11”事件的爆发使美国不得不将其精力优先集中于打击恐怖主义这个更为紧迫的目标,美国的对华安全战略乃至整个东亚战略在小布什任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加上其单边主义的行径,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这在客观上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当2010年奥巴马政府从伊拉克撤军,以及2011年美军击毙本·拉登,反恐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美国的战略在打击恐怖主义上的紧迫性有所降低,“重振美国领导地位”和防范地区大国崛起的挑战成为新的战略目标。

  2.战略手段

  面对中国日益崛起这一不可逆转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在对华的安全战略上,一面继承和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遏制+接触”战略,防范中国对其地区霸权和全球领导地位的挑战,一面又在遏制的同时,开始考虑怎样利用中国的崛起为美国重振全球领导地位和摆脱经融危机服务。

  (1)经济安全战略:谈判与制裁双管齐下

  尽管传统上认为冷战后美国民主党政府推崇自由主义,共和党政府推崇现实主义。但笔者认为,民主党政府只是在经济问题上更乐意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当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影响时,也会断然推行现实主义政策。

  第一,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突出两国合作。虽然自由主义同现实主义一样,也认为国际社会是自然状态,承认冲突和争端,但自由主义主张互利和合作是实现国家利益更有效的手段,因此自由主义更强调相互依存、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和国际合作。奥巴马政府积极推进和深化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希望以此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国国内经济问题。中美贸易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为扭转这一局面,2009年7月,美国与中国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深化经贸关系。

  表1 2006-2010年中国同美国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差额(单位:万美元)

  年份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差额

  2006 20344842 5921105 14423737

  2007 23267655 6939061 16328594

  2008 25238355 8135993 17102362

  2009 22080222 7746038 14334184

  2010 28328655 10209873 18118782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此外,2009年11月奥巴马在其亚洲之行中正式宣布美国将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谈判的战略性目标要强于其经济目标,美国希望在环太平洋地区设置经贸合作中的“美国标准”来规范中国,以削弱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日益获得的主导地位。

  第二,推行现实主义政策,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制裁。现实主义强调,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无法确定别国意图,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充满不确定性。因此,美国在与中国进行战略对话的同时也采取了制裁措施。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提出了“国家出口倡议”(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并为此向中国产品实施反补贴、反倾销措施,导致当年受到影响的进口产品中94.2%涉及中国产品,高达2.775亿美元。[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协会.美国商务部加强反倾销与反补贴执法[N].商务部.2010,9(7).]

  (2)政治安全战略:接触与制衡软硬兼施

  虽然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较冷战时期已极大淡化,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的美国,面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崛起,必然在其政治安全上重新强化冷战思维(Cold War Mentality)。不过,在自由主义看来,随着通信、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趋于全球化,相互依赖已成为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尚未完全放弃自由主义的奥巴马政府在对华的政治安全战略上采取了“约束性接触”与“软制衡”的政策。

  第一,约束性接触。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而非现实主义认为的冲突,国际制度通过种种途径促成合作,在缔造国际和平和世界秩序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奥巴马政府注重利用多边国际机制规制中国的行为,希望把中国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多边国际机制中,以此影响中国的内外政策和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使中国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在2009年10月的第四届东亚峰会(EAS)上,美国倡导中美双方应在解决全球经济危机、气候、能源、环境等问题上应展开广泛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还提出“欢迎中国与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在推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与不扩散等优先议题中,担当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May 2010:66.]在奥巴马时期,有研究者提出了中美建立“两国集团”(G2)的构想,虽然没有得到支持,但也表明了美国有希望通过同中国建立一种双边机制促成合作的意愿。

  第二,软制衡。美国从未中断过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在“疆独”、“藏独”和台湾问题上多次干涉中国内政,引导国际舆论不断向中国施压。奥巴马上台后,分别在2010年2月、2011年7月、2014年2月、2016年6月四次会见达赖,成为近10年西方大国领导人中会见达赖次数最多的一位。2010年1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将对台出售包括“黑鹰”直升机、“爱国者-3”反导系统、扫雷艇等64亿美元的武器装备。[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台军售.环球时报[N].2010,1(30).]奥巴马政府在两岸关系发展良好的形势下宣布对台军售计划,意在强化美台军事关系,以获取更多遏制中国大陆的资本。对台军售是历届美国政府“调控”两岸关系的重要手段,亦是美国在东亚对中国进行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袁雪.奥巴马政府对华安全战略探析——基于东亚地区层次的考察[D].长春:吉林大学.2012:36.]

  (3)军事安全战略:防范与遏制齐头并进

  奥巴马政府在对华军事安全战略上则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只能自助,通过增强自身或结盟的办法来制衡对手从而达到维护本国安全的目的。奥巴马政府认为美国正处于一个复杂而不确定的安全环境,且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全球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分布正变得日益分散,现存国际秩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May 2010:14.]根据防御性现实主义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在其著作《联盟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lliances)中提出的威胁平衡论(Balance of Threat Theory)认为,国家并不是和所有外部力量维系均势,而是与威胁性国家维持均势。[白云真,李开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152.]国家结盟并非制衡权力最大的国家,而是针对威胁最大的国家。虽然美国依然是当代世界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但中国的崛起首先意味着在亚太地区的崛起,意味着由“陆权国家”向“海陆兼备国家”发展,中国崛起对美国西太平地区战略布局的冲击力显得更为真切和紧迫。[袁鹏.结构性矛盾与战略性焦虑——中美关系的重大风险及其破解之道[J].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1(4).]所以,美国持续炒作“中国威胁论”,在亚太地区广泛拉拢盟国和伙伴国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加以制衡,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利益。作为其全球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东亚战略,已形成以美国为领导,以日本为核心,以韩国和菲律宾及其他东南亚盟友为侧翼的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东亚安全联盟体系,其目的即是维护美国优势地位、防范中国崛起的挑战。[袁雪.奥巴马政府对华安全战略探析——基于东亚地区层次的考察[D].长春:吉林大学.2012:24.]

  表2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正式盟国

  国家缔约时间条约

  日本1951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菲律宾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

  澳大利亚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

  新西兰1951年《澳新美同盟条约》

  韩国1953年《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泰国1954年《马尼拉条约》

  第一,强化美日同盟关系,积极介入中日钓鱼岛争端。小布什政府时期,驻日美军与当地日本居民时有矛盾和冲突,冲绳地区尤为严重,导致日本国内反美情绪上升,美日关系一定程度上有所降温。奥巴马上台后,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都选择将日本作为对外访问的第一站,意在修复两国关系,积极处理冲绳基地搬迁工作。在日本呼吁联合国改革,希望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奥巴马一直表示完全支持,并称赞美日双方关系是“两国安全与繁荣的基础”。[奥巴马称美日关系是安全稳定基石,支持日本入常[N].中国新闻网.2010,11(14).]通过奥巴马政府的一系列努力,加上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互访,使美日同盟关系得到了强化。同时,东亚地区紧张局逐步势升级使美日同盟关系更加紧密,极大便利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新一轮部署。在中日钓鱼岛争端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做出公正姿态,积极介入调停,并且呼吁双方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另一方面,其政府要员又多次公开表示对日本军事支持,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表示“如果冲突持续发酵,美国将会履行对盟国日本的防卫责任”,国务卿希拉里表示“钓鱼岛属于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对象”,多次表明美国对钓鱼岛负有防卫责任的态度对中国施压。

  奥巴马政府利用中日钓鱼岛争端问题,进一步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给中国不断向太平洋延伸的军事力量竖起一道屏障,加固了“第一岛链”的战略部署,加快了战略重心向亚太的转移,提高了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并遏制中国的崛起。

  第二,强化美韩同盟关系,以朝鲜半岛危机为契机,加强东亚军事部署。不论是在朝鲜半岛安全局势上,还是在遏制中国崛起上,韩国都是美国战略部署上的重要一环。但长期以来,美韩同盟一直处在低于美日同盟的地位上,因此,奥巴马政府同样需要强化美韩同盟关系。早在2003年小布什政府就发起建立了“防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PSI),目的是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在2009年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后,应美国要求,韩国加入了“防扩散安全倡议”,美韩同盟关系得到加强。同年6月,美韩双方签署了《美韩同盟未来展望》联合声明,美韩传统军事同盟发展为在朝鲜半岛、亚太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构筑的“全面战略同盟”,美国还将为韩国提供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周辉.超越传统:美韩倾力打造新型战略同盟关系[J].现代军事.2010(5):16.]2010年3月,“天安号”事件后,美韩双方军事合作进一步强化。

  2016年1月和9月,朝鲜进行第四次和第五次核试验,半岛核危机局势越发严峻。2017年3月美韩双方在韩国部署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萨德),称是为了防御朝鲜对韩国的核打击,但“萨德”系统能够拦截射程为3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可完成探测、搜索、跟踪和目标识别等多项任务,对弹体尚未分离的助推段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探测距离超过2000公里。[张军社.部署“萨德”凸显美国冷战心态[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3(25).]这大大超出半岛防卫需求,其探测范围深入亚洲大陆腹地,特别是中国大片地区和俄罗斯远东一些区域都会被其雷达系统覆盖,使中国在其覆盖范围的导弹发射行动将被监控,进而提高其拦截中国战略导弹的能力,中国战略反击能力会被严重削弱。但美韩迫于中国与其他各方的强烈反对,最终将“萨德”撤出韩国。

  第三,深化美台军事关系,阻碍两岸统一,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始终是其遏制中国大陆政策的一部分,通过利用海峡两岸尚未统一的现实和台湾重要的地缘位置阻遏大陆力量向太平洋延伸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中国的崛起及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使得台湾对美国而言具有了更加深远的地缘战略价值。[袁雪.奥巴马政府对华安全战略探析——基于东亚地区层次的考察[D].长春:吉林大学.2012:36.]自马英九上台后,两岸关系发展取得长足进步,面对两岸关系日益亲密可能会削弱美国在台海影响力的局面,同历届美国政府一样,奥巴马政府也启动了对台军售,调控两岸关系使之朝着符合美国的利益发展。“在两岸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益拉近的背景下,对台军售作为体现美台特殊关系的‘纽带作用’、作为牵制两岸关系实现突破的‘干扰作用’显得更为突出。”[袁鹏.结构性矛盾与战略性焦虑——中美关系的重大风险及其破解之道[J].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1(4).]美国国防部2010年向国会提交的《中国军力和安全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解放军正寻求发展能够阻止台湾独立以及使之按照北京的意愿解决纠纷的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北京正在发展旨在阻止、拖延或拒止美国介入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的能力。”[U.S.Department of Defense.20l0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Washington D.C.:Department of Defense,May 2010:29.]一方面,美国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目的是让台湾当局加大对美国及所售武器装备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对台军售,达到在台湾部署武器装备,用以加强“第一岛链”对抗大陆军事力量的目的。

  第四,推进与东南亚国家安全合作,积极介入南海争端。小布什政府时期处于反对恐怖主义这一全球战略考虑,加上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某种程度上淡化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而此时中国与东盟关系健康发展,2001年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宣布用10年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成立经济合作专家组。2003年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年8月,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2004年中国和东盟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双方对约7000个税目的产品实施降税,标志自贸区建设进入实质性执行阶段。中国凭借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与东盟各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逐渐下降,深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奥巴马上台后迅速“重返亚太”,2009年也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经过努力,在2010年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总结道:“加强了与泰国和菲律宾的长期盟友关系,深化了与新加坡的伙伴关系,并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建立了新的战略关系”[U.S.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Washington D.C.:Department of Defense,February 2010:29.]。但美国并不会就此感到满足,在2011年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给国会递交的年度报告中还认为“北京利用经济、外交、安全等手段增强了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Report to Congress of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November 2011:119.]。为了进一步遏制中国,美国积极怂恿南海周边各国,以中国妨碍南海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为借口,挑起南海争端。在美国支持下,越南、菲律宾等出兵强占南海一些无人岛礁,摧毁中国在南沙无人岛礁所设主权标志,抓扣或以武力驱赶中国在南海作业的渔民。中国为宣告南海主权立场,2012年7月设立三沙市。2013年1月,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政治闹剧,使菲律宾与中国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降至冰点,南海地区进一步军事化,地区稳定受到极大影响。

  (三)奥巴马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实质及动因

  1.实质:“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战略

  通过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华安全战略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其实质是自由主义战略依然占据主导,辅以现实主义战略的“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模式。

  2.实施“自由主义+现实主义”战略的原因

  (1)中美实力差距依然很大,中国对美国威胁程度依然较低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两国实力仍有较大差距。虽然中国在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足以让美国国对“中国威胁论”进行新一番的炒作。可正如阎学通教授指出,当时的中国只是单一实力国家而不是综合实力国家。中国的军事实力同美国相比依然较弱,中国海军直到奥巴马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年,即2012年9月才有了第一个航母战斗群。沃尔特在威胁平衡论中指出威胁是表示一个国家对外部威胁的认知,既包括军事、经济、地缘等物质性实力,也包括国家意图这种观念性因素。威胁程度取决于实力总量、地理邻近度、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等四个要素。因此,按照沃尔特的“威胁程度四要素”来分析,那一时期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不可能是中国,而是恐怖主义。

  (2)美国建立和主导的国际制度依然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以制度为核心的进程才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而进程就是行为体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霸权国家维持国际秩序的方式是建立国际制度,国际制度通过种种机制改善“契约困境”,促成合作,减少无政府状态的潜在消极影响,而且制度成本要远远低于军事手段。因此,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国长期处于逆差的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主要采取贸易诉讼等依靠国际机制解决问题的方式。

  三、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内外环境和对华安全战略

  (一)特朗普就任前后美国的内外环境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格局进入了美国单极霸权的时代。在单极世界中,由于失去了外部制衡,美国不必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行事,因为它的生存没有任何威胁,不必展开安全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按照“自由主义霸权”(Liberalism Hegemony)的原则,在全世界“东征西伐”,企图用武力解决和颜色革命,将更多的国家转变为“自由民主国家”,以自身的形象重塑国际体系。[[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在世界各地推行新自由主义,鼓励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但是,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使两极分化问题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同时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两极分化都十分严重。[阎学通.反建制主义与国际秩序[N].转引自阎学通,何颖.国际关系分析(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67.]美国大资本在世界各地努力攫取最大利润,造成大量资本外流,致使国内产业流失,再加上90年代以来的信息化和自动化飞速发展,使美国国民丧失大量的工作机会,形成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社会不平等急剧扩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一直在0.4以上。反观美国国外,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如法国、德国的基尼系数比美国低,且及本稳定在0.3以下。

  表3七国集团(除日本)2013-1016年基尼系数表

  国家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

  美国0.402 0.405 0.400 0.398

  英国0.306 0.316 0.322 0.355

  德国0.227 0.257 0.256 0.265

  法国0.244 0.257 0.238 0.239

  意大利0.399 0.398 0.437 0.408

  加拿大0.325 0.312 0.306 0.304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OECD官网数据自制。网址:https://data.oecd.org/inequality/poverty-gap.htm

  表4 2011-2018年中国同美国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差额(单位:万美元)

  年份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差额

  2011 32445336 12212891 20232445

  2012 35177679 13289746 21887933

  2013 36840640 15234230 21606410

  2014 39606255 15906100 23700155

  2015 40921390 14780907 26140483

  2016 38527101 13444514 25082587

  2017 42973038 15394552 27578486

  2018 47839581 15512319 32327262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网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图1 2006-2018年中国同美国海关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差额走势图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表1和表4数据自制。

  在同中国的贸易中,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奥巴马为扭转这一局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与中国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但差额依然逐年扩大,到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即2015年差额达到两千六百多万美元。这些局面使美国劳工阶层利益受损,中产阶层也受到来自经济或政治的挤压,他们日益生了严重的剥夺感,对建制和政治精英充满不信任。此外,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不断扩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遭受的伤害大于收益,给反建制主义兴起创造了社会条件。

  特朗普正是利用了美国中下阶层的“求变”心理,以反建制斗士的面目出现,赢得选民支持,2017年1月20日正式入主白宫。上任后,特朗普在其“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下,大幅调整美国的各项政策。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内容

  上任的第一年,特朗普在11月就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此次访华两国在经贸合作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特朗普访华第一天,中美企业家签署19项商业合作协议,涵盖生命科学、航空、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总计约90亿美元。[新京报.特朗普访华:两小时内签90亿美元大单19项商业合作协议[N].2017,11(8).]次日,两国企业在两场签约仪式上共签署合作项目34个,金额达到2535亿美元,不仅创下了中美经贸合作史上的记录,也刷新了世界经贸合作史上的新纪录。[新华社.2535亿美元!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企业签“大单”[N].2017,11(9).]面对这一历史性的成果,特朗普此前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姿态和言论在访华期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还多次表示希望与中国保持“活跃的贸易伙伴关系”,“期待未来中美两国能够建立更为牢固的关系”。这些都充分展现了特朗普政府“趋利”的一面和经济实用主义者的特质。[蒋芳菲.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J].美国研究,2018,4:91.]但是,作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充满不确定性,在白宫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部发布的《中国军力和安全发展报告》等文件中,对中国的态度一反其在访华期间的友好姿态,并且措辞严厉,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因此,特朗普政府的安全观总体上依然属于共和党传统的现实主义范畴。共和党现实主义安全理念的突出特征是:在威胁评估方面,对外部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评估更为悲观;在应对威胁的手段上,更为强调硬实力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中的作用,尤其重视军事力量建设和确保海外强大的军事存在,以便向对手实施威慑;在对外结盟问题上,更为重视盟友的作用,同时致于维护同盟关系。[李岩.特朗普安全战略的调整与限度[J].国际安全研究,2018,5:57.]

  1.战略目标:“让美国再次伟大”

  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上就显示出与往届总统不同,措辞既有严厉的一面,也有模糊的一面。以至于现有研究对特朗普战略的根本目标上还有分歧,[李岩.特朗普安全战略的调整与限度[J].国际安全研究,2018,5:55.]比较统一的认识是比往届政府显得较为内向,突出了政策的收缩和内敛。报告开篇就称“美国人民选择了我让美国再次变得强大。我承诺我领导的本届政府会把美国公民的安全、利益和福祉放在首位。我承诺我们将振兴美国的经济,重建我们的军队,保卫我们的边境,保护我们的主权,并推进我们的价值观。”[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December 2017.]特朗普政府基于共和党现实主义的传统,为了“振兴美国经济”“让美国再次强大”,将太平洋彼岸的、日益崛起的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实施一系列手段加以遏制。

  2.战略手段

  (1)经济安全战略:推崇全球收缩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华发起“贸易战”

  特朗普政府自始至终都举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实质是“美国利益优先”,在国际贸易上放弃过去的自由主义认为互利和合作是实现国家利益更有效的手段,转为现实主义认为的国家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在现实主义战略指导下,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谈判,大幅减少对外援助,实行高关税,甚至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特朗普对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早已怨声道载。虽然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对中国提起了较多贸易诉讼,但特朗普政府依然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和“重塑双方公平互惠经贸关系”的借口对中国进行颇为严厉的经济制裁。就任总统后不久就任命著名的对华“鹰派”学者、《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作者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新成立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主管美国贸易和工业政策。2018年3月起,先后对中国发起所谓“301调查”、抛出加征关税清单、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发出禁令和罚款进行精准打击。特朗普政府不顾中方劝阻,一意孤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导致双方贸易摩擦愈演愈烈。

  (2)政治安全战略:提升美台“实质关系”,干涉香港“修例风波”,破坏中国崛起环境

  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在2018年3月16日签署所谓“与台湾交往法案”(Taiwan Travel Act)。允许美国政府所有级别官员访台并与其对口官员会面,允许“台湾高阶官员”享受“礼遇”入境美国并与其对口官员会面。自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台湾地区的官员至今都无法“访问”美国,而这一法案对台湾全面解禁,严重背离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此外,按照美国的立法程序,法案在送交国会10日后,若总统未动用否决权,法案也会自动生效,但特朗普以总统签署的方式让该法案提前生效,这显示出特朗普有意提升美台关系和对华强硬立场。

  在2019年的香港修例问题上,香港发生一系列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暴力犯罪,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而美国非但不谴责暴力犯罪,反而借“人权”、“民主”之名通过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为暴力分子撑腰打气,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这充分暴露了美国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极端虚伪、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以及反中乱港的险恶用心。[人民日报海外版.就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N].2019,11(21).]

  (3)军事安全战略:对华制衡范围从“亚太”扩展为“印太”,强化对华包围

  2017年10月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提出“自由而开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后,特朗普开始强调“印太”概念。在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以极其严厉的措辞对中国与“印太”进行阐述:“印太地区正在发生自由和专制两种世界秩序观点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国正在利用军事威胁来让其他国家听从其政治和安全议程……中国在南海建立军事基地的做法危害自由贸易,威胁其他国家主权,并破坏地区稳定。中国发起了一场快速的军事现代化运动,目的在于限制美国介入该地区,以便于自己更自由地主导地区事务。”[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December 2017.]

  第一,提高台湾军事防御能力。在2017美国国会通过的“2018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提出要强化美台防务关系,重启美台海军军舰相互停靠,维持台湾足够的自卫能力,邀请台湾参加“红旗”军演等。在“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又提出支持台湾通过军售、商售和技术合作等方式获取防御性武器。特朗普政府试图以此继续强化在台湾的军事存在,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第二,提升美印关系,扩大对华包围圈。从“亚太”战略到“印太”战略,表明特朗普已不满足于仅依靠海上岛链对中国进行包围和遏制,除了与亚太地区传统盟友继续加强合作,深化关系之外,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安全战略上将印度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17年6月,特朗普政府批准将22架“天空守护者”海上无人侦察机和17架C-17军用运输机出售给印度,并签署联合生产F-16战斗机的协议书。[刘富贵,李芊芋.试论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实施[J].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8(6):130.]通过军售计划,印度的防卫能力得到极大增强,特朗普政府表示“欢迎印度成为全球领先大国和更强大的战略和防务伙伴的崛起。”[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December 2017.]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实质及动因

  1.实质:现实主义战略

  通过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华安全战略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其实质是现实主义占据主导,且带有共和党保守主义传统的现实主义战略。

  2.实施现实主义战略的原因

  (1)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使美国感到中国威胁程度提升

  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从十八大到2017年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中国实现了“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在经济上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2017年一家德国媒体报道称,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标准计算的GDP中国在2016年已超过美国,位居榜首。虽然中国官方没有认可这一说法,但这一地程度上也表明了西方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新华网.国家统计局:不认同“中国GDP超过美国”说法[N].2017,5(20).]在军事上,2016年起中国军事体制从领导制度、战区、兵种等都进行了改革,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极大推进了中国国防和军事现代化进程。在政治和文化上,2016年中国提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展现了中国政府与人民的精神志气,提振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软实力得到极大提升。中国逐渐由单一实力国家向综合实力国家发展,中美差距日益缩小使美国感到中国威胁程度提升。

  (2)当代的国际制度逐渐让美国感到不满

  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家通过建立和主导国际秩序,凭借其压倒性优势提供公共物品,允许小国搭车,并自愿接受霸权国的领导,则体系稳定就可以维持,各国可以享有和平发展。霸权国依靠国际制度来管理事务,它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维持者,同样受到规则制约,霸权国实力越大,体系越稳定,但霸权国维持体系秩序的边际成本是逐渐升高的。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主导国际秩序,但随着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地区力量不断崛起,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现有国际制度越来越难以满足美国的利益。因此,特朗普政府逐渐退出众多原本由美国建立起来的多边组织,在对待中美经贸问题上,放弃通过国际组织来解决的路径,采取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的措施。

  (3)商人背景强化了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提出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中认为政治受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支配,人性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原点。人性利己,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这将投射到国家身上,进而影响政治进程。因此,人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力。特朗普商人出身的背景必然使其对利益格外追求,投射到国家层面就是为了国家利益不择手段。在2016年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就表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倾销令美国利益受损,美国此前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签订贸易协定时处于劣势……境外制造的商品卖回美国几乎没有关税,这极大损害美国商业利益。”[财联社.特朗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倾销令美国利益受损[N].财联社.2016,9(27).]为了挽回美国的利益,特朗普任命对华“鹰派”官员,不顾中美经贸的发展成果,发动对华“贸易战”,严重损害了中美双边关系。除了中国外,就连作为美国盟国的欧洲各国也未能幸免,特朗普曾表示“欧盟可能跟中国一样坏,欧盟对美国汽车征收过高关税,对美国农产品设贸易壁垒,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这对美国非常‘不公平’。”在2019年2月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特朗普甚至称“在本届政府任职期间,永不为推进美国利益道歉。”[史雨轩.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永不为推进美国利益道歉[N].观察者网.20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