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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在线分享-民族主义视角下巴以冲突的症结与其未来

2021-07-07 11:33:35
作者:杭州千明

论文在线分享-民族主义视角下巴以冲突的症结与其未来

  巴以冲突是截止目前世界上最难处理的整体性民族冲突之一。耶路撒冷问题、边界问题、犹太定居点问题、难民问题等是横跨在巴以问题和平解决中的一道道鸿沟,长而不决的巴以问题激化的不仅是犹太族和巴勒斯坦阿拉伯族之间的矛盾,更促使了巴以双方内部民族激进势力的滋生和增长,对立的政权、动荡的政局让巴以关系的缓和几经中断。在以色列,利库德代表的民族扩张主义者的目的是建构“大以色列”,以工党为代表的和平主义者则主张平等对待阿拉伯民族;在巴勒斯坦,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较量更为剧烈,双方始终不能达成一致的见解。特朗普的“中东和平新计划”给原本困难重重的巴以问题和平解决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而和平却是对巴以双方来说的最佳方案。未来,推动巴以问题和平解决的进程离不开巴以本身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一)问题提出

  2020年1月28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了所谓的“中东和平新计划”以推动巴以问题的解决,但此计划被阿巴斯回绝。此后巴以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演变升级。2020年2月5日至7日,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巴以发生多起流血冲突事件,4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2月24日,以色列和巴伊斯兰圣战组织再次爆发交火冲突。2017年12月6日,巴以关系再次紧张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开承认圣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在2018年5月14日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2019年3月25日又宣布承认以色列对位于约旦河谷地东侧、叙利亚西南部的戈兰高地的主权。特朗普政府“认都”“迁馆”“确权”等一系列政策彻底改变了美国以往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在巴以问题上完全导向以色列一边,由‘调停者’转变为‘共谋者’”[邵玉琢、罗林:《特朗普政府对巴以问题的政策转向——从调停到共谋》,《区域与全球发展》2019年第5期。]。

  阿以冲突是目前世界上关涉国家最多、波及领域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地区性冲突之一。巴以问题是阿以问题的核心,自联合国181号分治决议以来,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冲突与民族、宗教、领土、难民等问题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巴以冲突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中东问题的焦点。巴以冲突的解决是影响中东地区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但阿拉伯穆斯林民族和以色列犹太族之间长期的深隔阂、基本信任的缺乏,使任何一次突发事件都有可能使巴以和平谈判陷入危机。巴方处于最不利、最弱势的地位,巴以冲突的和平解决需要对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冲突焦点和诱发因素等问题进行研究。

  (二)研究综述

  中东国际关系受国际格局的影响,也深刻影响着国际格局,学术界对中东局势的研究著作十分丰富。国内学者对巴以冲突民族研究可以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国内研究以介绍常识为主,学界基本态度以支持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为主。1978年后,我国对中东的研究以阿以冲突为核心逐步深化。赵国忠对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中东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尤其是阿以之间爆发的武装冲突和战争[赵国忠:《八十年代中东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徐向群、宫少鹏的研究主线是时间,以此具体论述了犹太族与巴勒斯坦阿拉伯族和谈的全过程[徐向群、宫少鹏:《中东和谈史(1913-1995)》,中国会社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新刚、王立红从对多角度对中东和平进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王新刚、王立红:《中东和平进程》,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

  对于近年以来巴以冲突持续发展的情况,龚正认为,巴以冲突正呈现出新特点,“冲突程度进一步加深”“哈马斯武装战斗力增强”“缺乏有力的协调方”[龚正:《巴以新一轮冲突的缘由及影响》,《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8期。],巴以关系再度倒退,重启巴以和平谈判陷入困境,中东局势也更加扑朔迷离。宗教是巴以冲突中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以色列主要居住着犹太人、巴勒斯坦地区主要居住的是阿拉伯人,历史使信奉不同宗教的两个民族对于巴以冲突的解决产生严重分歧。曹兴认为,“宗教情节及宗教冲突是巴以冲突中的重要因素,因此,巴以冲突是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合力促成的跨界问题”[曹兴:《从民族冲突类型看巴以冲突的根源与走向》,《西亚非洲》2008年第1期。]。关于美国政府在解决巴以问题上的新政策,学者们更多是否定态度,沈雅梅认为,“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正为巴以和平何去何从带来更多危险的问号”[沈雅梅:《探寻巴以和平:途经耶路撒冷还是华盛顿?》,《同舟共进》2018年第3期。]。余国庆认为,“虽然美国与以色列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但巴以关系的恶化,是和平谈判正在失去基本的前提”[余国庆:《特朗普将巴以问题推向险境》,《当代世界》2018年第6期。]。也有学者认为危机也许正好是契机,例如肖宪认为,“现在,巴以关系或以触底,目前的危局或许就是重启和平进程、甚至是解决巴以争端的重要契机”[肖宪:《巴以关系:或已触底,和谈仍有希望》,《世界知识》2018年第14期。]。

  (三)研究设计

  对巴勒斯坦阿拉伯族、以色列犹太族的民族研究是研究巴以冲突的重要着力点。犹太复国主义和穆斯林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巴以冲突爆发的直接起因,犹太人把建立属于犹太人自己的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巴勒斯坦地区,以夺回属于犹太人的土地和宗教圣地;巴勒斯坦人当然无法接受犹太人在自己生活了千多年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犹太国家。且长期的战争让巴勒斯坦内部对于解决巴以问题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激进分子势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以色列建国后,后犹太复国主义丰富了传统的复国主义,多元的后犹太复国主义主要朝两种相反的意识形态发展。一种是“后犹太复国主义右翼”,“以利库德集团为代表的民族扩张主义,他们一直梦想建立一个‘大以色列’”[龚正:《巴以新一轮冲突的缘由及影响》,《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8期。];另一种是“犹太复国主义左翼”即以和平主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主要代表为工党,主张以色列应该“实现从排外主义到多元,从犹太主导地位到与阿拉伯民族平等合作,争取化解被阿拉伯国家孤立及敌对状态”[龚正:《巴以新一轮冲突的缘由及影响》,《国际研究参考》2014年第8期。]。

  学者们通常认为,民族主义的形成是由于人们在本民族长期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中对本民族利益、文化等的认同,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民族情感,是本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昌盛的集中体现”[彭萍萍:《民族主义研究综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当个国家或地区存在两个及以上不同的民族,如果民族利益无法得到保证,冲突就会产生。在此角度,民族冲突是“以民族为单位的群体为寻求对社会稀缺资源的占有而发生的彼此间的对抗性行为”[王建娥:《民族冲突治理的理念、方法和范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从民族主义的视角看巴以冲突,在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因宗教信仰的差异、民族主义的差别以及对宗教圣城、水资源、领土资源的争夺而爆发冲突,从民族主义角度系统的分析巴以冲突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从两个层次分析进行分析。一是地区层面,分析对象是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族和以色列犹太族;二是从巴、以内部民族主义势力分析相同民族不同民族主义对巴以冲突和平谈判的影响。主要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对巴以两个民族国家之间产生的民族冲突进行研究,以巴以冲突发展为主线,梳理民族主义对巴以冲突发展的影响。

  二、巴以冲突的渊源与历史

  (一)巴以冲突的渊源

  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处约旦河、地中海和死海。由于巴勒斯坦地区最早定居的居民是迦南人,所以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古称“迦南”,含如今的加沙、约旦及约旦河西岸地区和以色列。从公元前4000年左右开始,迦南人、希伯来人(即犹太人祖先)、腓力斯人先后迁入巴勒斯坦。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犹太王国——希伯来王国。但巴勒斯坦地区先后被新巴比伦、希腊和罗马帝国攻占,深受殖民统治的犹太人被迫开始了一次次逃离巴勒斯坦的大离散。公元7世纪,巴勒斯坦地区被并入崛起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人陆续迁入,与土著居民腓力斯人、迦南人,陆续迁入的土耳其人、罗马人、希腊人等同化,逐渐形成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他们是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主要建设者。

  经历了一次次的大离散后,还留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只有绝少数,大部分的犹太人逃散到世界各地,尤其是逃到西方国家,犹太人的生活重心由东方偏移到西方。但犹太人长期遭到欧洲国家的压迫,民族生存权利受到威胁。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和民族主义浪潮来袭,在法、英、俄国等众多西方国家压迫犹太民族的同时,犹太族也意识到犹太人应该得到解放。一部分先进的犹太知识分子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前驱:利奥平斯克在《自我解放》中第一次提出了重组犹太国的主张;西奥多赫茨尔在其著作《犹太国》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完整理论及基本纲领。犹太复国主义在欧美国家犹太人中迅速传开了,还得到了世界犹太人的鼎力支持。1879年,世界犹太人第一届代表大会顺利召开,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正式成立。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也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1917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贝尔福发表著名的《贝尔福宣言》,明确表示英国支持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地区。为渗入中东地区,法、美、苏等都先后声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犹太人强行迁入巴勒斯坦地区,双方摩擦不断。为了解决冲突,1947年,联合国大会提出了关于处理巴以问题的首项决议——联合国181号决议(即《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犹太人认为这是绝好的机会,积极武装筹备,准备重返巴勒斯坦,武力建立犹太国。1948年5月14日,犹太人正式宣布重建犹太国,国名为“以色列”,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即巴勒斯坦战争)爆发。以色列建国成为巴以冲突一触即发的导火索。

  (二)以色列建国以来的巴以冲突

  1948至1982年的34年中,中东地区相继爆发了五次中东战争。1948年5月15日,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这是阿拉伯国家为反对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土地和建国而发动的战争。战争造成以色列侵占了巴勒斯坦更多的土地,难民问题也由此产生,约有96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成为难民。1956年10月29日,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暴露了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封建君主的腐败无能,结束了英、法在中东地区的殖民统治。1967年6月5日,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蒙受严重损失,美苏势力开始影响中东地区。这场战争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来说起了积极的作用,战争“推动了巴勒斯坦民族意识的觉醒,巴勒斯坦民族斗争的独立性不断增强。”[慈志刚:《略论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中的作用》,《人民论坛》2015年第11期。]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群体进攻以色列,但遭到美、苏大国势力的强制干预,战争被迫停止。之后,巴解组织开始转变斗争策略,希望尽快建立巴勒斯坦国,于是妥协,接受了按分治决议建国的方案。1982年6月6日,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目的是要消灭黎巴嫩国内的巴解组织。除了五次战争,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武装冲突,双方承受了财力和人力的巨大损失,死伤大约20万人,产生了近200万的难民。

  进入新世纪,巴以问题仍然在不断和谈、不断冲突中断断续续。大规模武装冲突如以分别在2008年、2012年、2014年发动的“铸剑行动”、“防务之柱”行动、“护刃行动”和2018年巴以在加沙和交界区发生的“交界冲突”,双方均有大量人员伤亡。巴以之间重启和谈彻底破产。2016年12月下旬,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以停止在巴占领区所有的定居点建设活动,这引起以方强烈否决。巴以问题再次暴露在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

  2018年3月30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加沙边境地区举行“回归大游行”,冲突中有巴勒斯坦人约130名死亡、约12000名受伤。这场冲突是“护刃行动”以来两国之间最激烈的冲突,也是造成巴方最严重伤亡的一次冲突。2018年7月27日,巴以发生“交界冲突”,多次发生火箭袭击和空袭事件。2019年5月5日,为了应对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现任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下令,命令军队继续进行“大规模空袭”,本轮冲突中,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发射了430多枚火箭弹。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巴武装组织多是零星地发射火箭弹,像这次大规模、高密度、渗透以色列先进的防御系统并造成以方人员死亡的火箭弹袭击,是及罕见的。6日,双方协议停火。2020年新年刚过,1月28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中东和平新计划”,遭到巴勒斯坦强烈反对,巴方表示拒绝所有协议内容,拒绝美国调停,当天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在加沙游行示威。2月5日至6日,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巴以再度发生多次血腥冲突,造成巴勒斯坦人3死、6伤,14名以色列士兵和警察受伤。

  (三)巴以冲突的主要问题及其实质

  1993年,阿拉法特与拉宾在白宫签署《奥斯陆协议》。这标志着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谈判的开始。然而多次领导人会晤、国际会议没得长期有效解决巴以冲突,重启巴以和平谈判仍面临巨大挑战,要克服重重困难。

  第一,巴勒斯坦的建国问题。1964年,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成立。1988年,巴勒斯坦宣布要在巴勒斯坦建立属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国家,但到目前为止,巴仍不失一个拥有完全独立形式的主权国家,非联合国正式成员。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巴勒斯坦国与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但美国、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独立民族国家的身份的认可对巴勒斯坦在巴以冲突和平谈判中能否享有平等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曾受到冷落和驱赶的以色列犹太族,如今漠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命财产权利,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被视为低等民族。

  第二,圣城耶路撒冷归属问题。耶路撒冷是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和共同圣地。在巴以问题中,不得不重视宗教因素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正是这样,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才成为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联合国181号决议首次提出将耶路撒冷市作为联合国管理的国际城市,犹太人为赢得更多国家对分治决议特别是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选择了妥协,但阿拉伯人认为耶路撒冷不可分割,不接受任何分裂或国际化方案。2000年,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领导人阿里尔沙龙,不顾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反对,强行访问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等伊斯兰圣地,由此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造成3000多人伤亡。以色列试图通过立法、考古、外交等多种方式改变耶路撒冷的归属权。尽管国际社会对耶路撒冷归属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多种方案,至今耶路撒冷问题也没有取得任何成效。

  第三,犹太人定居点问题。定居点“是对巴勒斯坦土地的非法占有和水资源的掠夺,损耗了巴勒斯坦人的权益,滋长了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不信任和仇视心理”[尹成法:《巴以冲突原因再探》,《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4版。]。“定居点的客观存在为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驻军提供了借口,同时也是定居点成为巴以冲突的前沿和巴勒斯坦人发泄不满的目标。”[王新刚、王立红:《中东和平进程》,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页。]历届以色列政府之所以在定居点上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利库德集团、工党、前进党在定居点的问题上持一致态度,虽然完全占领不可能,但态度也和巴勒斯坦对耶路撒冷的态度一样,认为定居点属于以色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定居点的争取,巴方要求以色列全部撤离定居点,根据联合国有关的决议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2019年3月25日,特朗普宣布承认以对巴勒斯坦地区戈兰高地的主权,这一“确权”使定居点问题和解更加困难。

  第四,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问题。国际新闻常报道中东难民问题,为了保证生存权利,他们在战争中苟且偷生,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难民问题是巴以冲突的直接结果。从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由于以色列恐怖主义、战争的驱逐、治安难以保证等原因,巴勒斯坦地区产生了大量的难民。六五战争后,难民问题越发尖锐。截止1998年底,难民数量达358万。联合国第194(III)号决议、《洛桑协议》、联合国第2252(ES-U)号决议、联合国第242号决议、联合国安理会第338号决议等都对巴以难民问题做出了协调和努力,但巴以在难民身份界定、责任归属、赔偿等方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巴以冲突实质是以色列犹太族和巴勒斯坦阿拉伯族两个民族之间的民族冲突。这是不同民族主义信仰下的对抗,其本质是两个民族之间的现实利益冲突。在海外流浪了一千多年的犹太人,在欧洲国家没有得到正确的对待,相反,迫害、压迫、屠杀让犹太人面临种族灭亡的风险,欧洲启蒙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潮促使犹太人重建犹太国想法的萌芽,最后在巴地区武力重组犹太国,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残酷统治。20世纪中叶阿拉伯民族主义逐渐兴起。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不仅是阿拉伯民族文化复兴运动,更是一场维护民族独立、振兴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土、水资源、宗教、主权是两个民族之间的现实利益冲突。

  三、巴以冲突中双方的民族主义动员

  (一)犹太复国动员与后犹太复国主义

  19世纪末期,犹太复国主义兴起。西奥多赫茨尔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完整理论提出者和践行者,他的犹太复国引起欧美犹太人的强烈的正面反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断得到强化和发展,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加入到此队伍中,即使他们可能没有完全一致的信仰,但“对犹太教的共有认同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吸引力和凝聚力,成为将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张璇:《“地缘宗教”视角下的以色列耶路撒冷政策》,《宗教与美国社会》2017年第2期。]为了确保顺利建立犹太国,犹太复国主义认为,联合国分治决议为实现重建犹太国的理论提供了机会,因此积极备战,决定武力建国。为筹备资金,1948年1月,时任犹太复国主义外长的果尔达梅厄秘密访问美国,为此她召开募捐演讲会,发表煽动性演说。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发展得较好的民主国家。在大国的支持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远超巴勒斯坦。后犹太复国主义也开始出现在以色列的政治舞台上。后犹太复国主义主要包括激进的右派和温和的左派两大派别。温和的左派是通常意义上的和平主义者,他们“批判犹太复国主义,否定传统的意识形态,强调犹太复国主义的叙事模式淹没了一些本真的历史记忆,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语境压制了少数族裔的基本需求”[张倩红:《历史记忆与当代以色列国家认同的构建》,《世界历史》2019年第6期。]。他们抗议以色列政府的民族主义政策、批判以色列压迫阿拉伯民族人民的生存权利。尽管和平主义的出现让以色列在如何处理与阿拉伯国家、阿拉伯民族关系上提供了新的思维,但和平主义者占少数,影响力有限。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定居点、难民问题等方面与右翼的态度基本一致。

  (二)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动员

  19世纪中叶,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兴起。这场文化复兴运动本是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文化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反抗,目的是要提升阿拉伯人民的共识、促进阿拉伯人民团结。进入20世纪后,文化复兴运动逐渐转变为一场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争取阿拉伯国家解放的民族政治运动。巴勒斯坦游击队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反抗以色列扩张的运动,巴勒斯坦人民意识到斗争需要团结和协调,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委员会成立。1965年,法塔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第一支游击队,打响了武装反抗以色列的第一枪,带领巴勒斯坦人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得到有力发展,先后又出现了7个游民族击组织,但8个组织其实是8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各自不同的成员成分、组织结构、政治主张、对外态度使统一协调和领导很难实现,甚至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局面,在自身基础上就加大了巴以和约谈判的难度。为了鼓舞巴勒斯坦人民与以色列斗争的志气,1988年,巴举行第十九届巴勒斯坦大会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政治声明”、颁布了《独立宣言》,最重要的是接受了分治决议,决定建立巴勒斯坦共和国。同年,联合国宣布接纳巴勒斯坦为联合国观察员,极大的肯定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增强了巴勒斯坦人民斗争的信心、决心。

  (三)巴以冲突促生激进民族主义

  巴以冲突长而不决,诱发了双方内部的民族激进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开始出现。犹太恐怖主义不仅在1946年8月炸毁了英国司令部,而且在和阿拉伯人的斗争中,采取极端的方式,肆无忌惮的屠杀阿拉伯人,恶果是大批的阿拉伯人不得不再次做出逃离家园的选择。作为以色列国内主要政党,利库德集团、工党、前进党虽然在解决巴以冲突上都有强烈的意愿,但倾向的方式和方法却截然相反:激进的右翼是民族扩张主义,温和的左翼更倾向于和平。但和平主义不占主流。右翼分子内塔尼亚胡是利库德集团的典型代表,坚持“以安全换和平”,极力推动定居点的建设,主张对宗教圣城耶路撒冷的主权。

  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巴内部更加激进。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为代表的武装极端分子和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为代表的温和派主流派之间的斗争更尖锐了,而巴勒斯坦-以色列、巴勒斯坦-美国之间的关系成为两国权力斗争的焦点。哈马斯则主张武力恢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权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哈马斯被以色列和美国甚至一些阿拉伯国家视为恐怖主义组织,不接受哈马斯的合法政权。海湾阿拉伯国家是巴勒斯坦的主要支持者,主流派一直同海湾阿拉伯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得到他们的支持。随着中东地缘政治深刻重组和变革,传统支持者海湾阿拉伯国家减少了对巴支持,使得主流派别魅力逐渐衰退。反之伊朗和土耳其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在不断增加,因此与两国关系密切的激进派比以往更加活跃,影响力也得到提升。“巴勒斯坦问题关系到阿拉伯民族心理和民族荣誉,阿拉伯世界能否团结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解决巴以冲突的关键因素。”[尹成法:《巴以冲突原因再探》,《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4版。]此外,由于巴以问题长期胶着,陷入经济困境的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他们非常容易被反抗情绪煽动,加入到反以的武装斗争队伍中。自从2007年哈马斯控制加沙地带以来,双方多次发生流血冲突事件,陷入“冲突—停火—再冲突”的恶性循环。

  四、民族主义对巴以冲突的影响

  (一)加剧巴以民族隔阂与不信任

  犹太复国主义者武力重组犹太国后,民族扩张主义继续占据以色列领导人的思维中心。说起犹太人,我们通常会想到犹太人在反犹浪潮中收到的残酷迫害与屠杀,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状。按常理,一个经历了压迫与残酷统治的民族最能换位思考,但也许正是经历了太多的伤害,犹太族的领导人反而是产生了逆向思维。“这种逆向思维的逻辑起点是:犹太人之所以被人欺凌,那是因为自己太弱小;若要不被人欺凌,就必须强大;若想强大,就必须想方设法,不择手段。”[马明良:《巴以冲突症结分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这与犹太复国主义民族扩展主义是一脉相承的。这给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带来的是一场场接踵而至的苦难:犹太人不尊重阿拉伯人的生命权力、视自己为高等民族、随意残杀阿拉伯人,武力侵占巴勒斯坦土地,不遵守联合国决议……这样的暴行让以色列变得强大,却没能让以色列收获和平。巴以虽然实力悬殊,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没有一天放弃维护自身的权利,巴勒斯坦民族解放组织不断鼓励民众参与到与以色列的斗争当中。

  巴以冲突持续至今,巴以在耶路撒冷、难民、宗教、领土等关键问题上互不妥协,以色列领导人的反反复复让双方民族隔阂越来越深,互相不信任让巴以没能靠自己的力量心平气和的回归谈判桌。只有冲突双方尊重对方的合法权益、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和历史真相,巴以双方才有可能实现和平。

  (二)强化国内派系对立

  冲突持续越久,不可控因素越多,解决难度越大,这也让渴望和平的巴以人民开始分化,国内政权动荡不已。在巴勒斯坦,哈马斯主张武力维护巴勒斯坦人民领土和主权完整,是一个激进的宗教组织,在2007年大选中获胜,成为执政党。这一结果改变的不仅仅是哈马斯在国内的地位,也改善了法塔赫时期存在的腐败等问题,推动了巴勒斯坦地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但并没有给巴以问题的解决带来任何改观。哈马斯的获胜,是以色列长期霸凌巴勒斯坦的结果,巴勒斯坦人民忍无可忍,坚决与以色列抗衡到底。而哈马斯的获胜也使哈马斯意识到,一味的武力不可能解决问题,需要调整政策,哈马斯与法塔赫多次在埃及等国的协调下会晤,在矛盾对立中寻求共商点。现实是,不同的民族认同让两者很难达成有效的共识,“巴解组织推动巴勒斯坦世俗主义民族认同,而哈马斯致力于伊斯兰认同,这一差异加大了巴勒斯坦人的裂痕,对巴勒斯坦民族构建进程起了消极作用,这也是巴勒斯坦内部民族难以和解的深层次原因”[陈天社:《巴勒斯坦民族认同与国家构建探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以色列建国后,除了经济发展,政治文化领域也更加多元化。对于巴以关系上,后犹太复国主义右翼认为整个巴勒斯坦都应该属于犹太人。中东的五场战争使以色列成为赢家,以色列在占领地修建了大量的犹太人定居点,强行输入犹太人,为民族扩展主义助威。民族扩张主义在以色列国内占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即使巴拉克主张恢复和谈,也遭到国内民族扩展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千方百计破坏和谈。沙龙上台后,极力打击巴勒斯坦激进民族主义分子,将哈马斯视为恐怖主义组织,强行扩建犹太人定居点。让巴以和谈遥遥无期。

  “和平主义者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是用武力掠夺别人土地,并不断进行压迫。”[冯基华:《后犹太复国主义与巴以冲突》,《当代世界》2003年第4期。]他们主张平等、渴望和平、厌恶战争,他们也并不认为犹太民族多么高贵,他们更希望以色列能够各周边国家发展和平友好的合作关系。对比右翼来说,和平主义在以色列没有强大的国内基础。20世纪80年代,和平的呼声越发高涨。在巴拉克执政时期和平主义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对整个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都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促进作用。中东地区和平进程与以色列和平政策如影随形,中东和平进程的推进给和平主义创造了有利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条件。和平主义给以色列新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办法,给以提供了与周边阿拉伯国家和平共处、互利互惠的机会。尽管和平主义较为弱小,但仍代表着和平的希望,且以色列作为两国中的实力强国,把握着和解巴以问题的主动权,以色列需要用新的思维重新面对巴以问题。

  五、巴以冲突的未来走向

  (一)和平解决巴以冲突是最好的方式

  长期的武装冲突给双方带来人和财产的巨大损失,但冲突始终存在,民族隔阂和不信任进一步深化。民众不堪重负,越来越多和平的声音呼吁巴以双方停止冲突,谈判解决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和平共赢、合作开放是大势所趋,巴以和解是最好的结局。巴勒斯坦各方面实力不及以色列,在多次冲突中处于劣势,批量的巴勒斯坦人因此成为难民,民众也更加期盼和平解决双方的冲突。以色列虽然经济、国防、政治等诸多方面发展领先巴勒斯坦,但长期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到以色列的经济和国内政权的稳固,以色列同样期盼和平停止冲突。“目前的危局或许就是重启和平进程、甚至是解决巴以争端的重要契机。”[王晋:《特朗普的巴以和平新方案不大可能奏效》,《世界知识》2020年第5期。]冲突的和平解决需要巴以双方消化国内不和平因素,拿出最大的诚意在谈判桌上商议。

  (二)美国在巴以问题的解决中起着重要影响

  美国曾是巴以都信任的国家,在巴以问题的冲突史、和谈史上,美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特朗普中东政策的转变让巴以问题和平解决的希望更渺茫。《从和平到繁荣:改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民生活的愿景》是特朗普执政以来首次公开的有关巴以问题和平解决的方案,目的是通过促进巴勒斯坦经济的繁荣换取双方的和平,反映了美国当局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政策导向。“特朗普不再像以前的美国总统那样希望通过组织巴以谈判来商定实现和平的路径和方案,而是直接抛出了政治经济规划。”[]美国完全偏向以色列,但“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政策正面临被国际社会日益孤立的境地,美国版的中东和平进程方案恐难为地区带来和平曙光”[余国庆:《特朗普将巴以问题推向险境》,《当代世界》2018年第6期。],阿巴斯拒绝参与一切美国的调停。未来,美国的态度和政策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巴以关系的发展,长期偏袒以色列不但不会对冲突的解决有帮助,反而会损害中东利益。

  (三)巴以冲突和平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民族隔阂和不信任在巴以之间存在已久,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不可能做到完全公平条件的和谈,目前巴以还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平解决问题,巴以冲突的和平解决仍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过去国际社会一直在为缓和巴以关系努力,从《戴维营协议》到马德里中东和会,从《奥斯陆协议》到《怀因河协议》,都是东西方国家努力协调的成果。联合国仍是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但多年来,强权政治、大国干预使联合国多次被排挤,在解决巴以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十分尴尬。例如《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就是美国操控联合国的产物。日前,巴以距离和平的谈判桌越来越远,联合国是巴以两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二选择,联合国也将在巴以问题的解决中发生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联合国的和解框架是巴以问题和平解决的重要前提;联合国的决议对解决巴以冲突的方式是否合法具有决定性作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还需要联合国协调。“联合国虽然还无法逾越大国政治的博弈,但仍承载着人类对和平与安全的向往,也将会为巴以之间真正实现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慈志刚:《略论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中的作用》,《人民论坛》2015年第11期。]

  此外,国际社会还要注意巴以冲突边缘化的问题。近年来,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正发生着深刻变革和重组,传统阿拉伯国家阵营分裂,巴以冲突不再成为中东相关阿拉伯国家和欧美主要国家关注的中心点,特朗普的新政策加重了巴以问题边缘化的风险。未来,巴以冲突的疏远趋势或长期存在,两国低烈度摩擦也将持续,新的思维被迫切需要以解决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