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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写作分析-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及完善

2021-06-04 13:47:04
作者:杭州千明

  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推进与完善,非法证据的排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而非法证据排除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却屡见不鲜。如受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以及司法独立性受扰,司法人员对非法证据排除的不重视日渐显现;庭前会议制度、律师在场制度、相关的举证责任制度的不完善,也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显著。针对这些问题,完善律师在场制度,发挥辩护律师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主体作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的救济举措;发挥庭前会议制度的作用;严格明确相关责任制度;转变司法人员的传统观念;消除实务工作中的模糊性概括词语;针对高科技犯罪案例中的证据鉴别;针对侦查机关审讯过程中使用的高科技手段进行探讨研究;最终提出自身构想框架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是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建设的助推器,是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的基石。就我国目前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而言,虽在立法上已经较为完善,但是在体系制度层面和在实际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却存在不少问题。在体系制度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首先在排除非法证据的同时因兼顾人权保障原则和客观公正原则而存在的冲突;其次,因“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点在司法人员的心中根深蒂固,导致公安司法人员在获取、运用证据过程中,忽视程序公正的要求而致人权的侵害;再次,在实践过程中存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时的形式化操作。同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其他国家的研究现状与理论探究情况,值得我们去学习与探究。

  本文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分析司法实践中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所体现的问题,借鉴当前世界各国先进的制度体系;在深入了解本国现有基本国情的根本上,寻求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范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的进一步完善。

  一、广西北海韩某涉黑案实案分析[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2018)桂0502刑初151号]

  2019年北海市符志康、李军宗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在广西司法界一直是热议话题,而韩某便是其中的参与者之一。笔者将会以韩某涉黑案阐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问题。

  (一)案情介绍与法院判决

  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北城检刑诉[2018]7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韩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非法经营罪,于2018年4月8日向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由于案情复杂,海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向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三个月并获准许。自2012年1月份起,符志康、李军宗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控制、独占北海的宰杀活鸭市场,以便于收取保护费,指使他人采取威胁、恐吓、殴打等暴力手段,将贩运活鸭回北海市场宰杀、出售控制在韩某等人的宰杀点手上。在韩某辩护人与韩某会见时,韩某说在10月16日曾受到公安人员的暴力侵害行为。审理期间,韩某的辩护人于2019年1月18日提出申请非法证据排除。韩某的辩护人以2018年10月16日,韩某被公安人员以需要辨认犯罪现场为由提出看守所,在一隐秘地点对其暴力侵害,拳脚棍棒相加并电击直至其昏迷为由,向法院申请排除2018年10月16日后的所有讯问笔录。韩某亲属向其辩护人及法院提交了韩某于10月16日在合浦县人民医院的医疗病例。但在后续案卷卷宗中,并未出现韩某出入看守所记录,入院治疗记录,现场辨认证明中也并没有韩某本人的签字确认,更无此次就医病例和记录。韩某在2018年10月16日9时23分被提出辨认犯罪现场完毕至14时37分前往合浦县人民医院进行就诊,此期间有5个小时的时间没有相关记录说明。根据上述证明材料均可以证明韩某曾经受到刑讯逼供等非法侵害。本案中对韩某辩护人所提请的非法证据排除仅是开展了庭后调查程序,并未启动庭前会议。在10月16日韩某被押送回看守所后,也并未有驻所检查室对韩某的询问记录与心理疏导记录。而本案中只有2018年10月22日的认罪供述,系本案唯一的完整口供记录。在韩某辩护人向法院申请排除2018年11月14日因遭受刑讯而产生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时。法院方面认为存在10月16日的刑讯逼供行为,但却与10月22日的认罪供述并无联系。故10曰22日的供述证据并不能视为非法证据,且具有证明效力。最终一审法院判决韩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破坏生产经营罪,数罪并罚。

  (二)该案件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

  在韩某涉黑案中,笔者不禁想问,一审法院对2018年10月22日的犯罪嫌疑人供述未排除的理由合理吗?2018年10月16日对韩某实施非法身体侵害,到10月22日进行审讯,所得到的认罪供述与刑讯行为真的并无联系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首先,刑讯逼供行为本身就是法律明文规定的禁止性条款,刑讯行为对犯罪嫌疑人的身体和精神的伤害都是巨大且持续的。短短的6天时间,是无法做到消除刑讯行为所带给被告人的影响的,由此所产生的后续的供述也应当予以排除。而本案中,对于此项非法证据的排除,在认定刑讯行为与后续供述的因果关系时,更多的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我国所提倡使用的庭前会议制度,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提请非法证据排除后,由于韩某涉黑案的诸多限制。如辩护方举证证据线索不充分,导致无法有效召开庭前会议,针对程序违法问题进行举证质证;其次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过程中的封闭性、可操作空间大,导致刑讯行为几率的增大。在韩某涉黑案中,公安侦查人员在将韩某带离看守所后,有长达5小时时间的封闭期。在此期间内,即便出现刑讯逼供行为,辩护方也无法第一时间内获取有效线索;最后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官没有发挥作用,在本案中韩某被带离5个小时,驻所检察官并未对这个时间段进行询问,也并未及时关注韩某身体及心理健康情况,未能做到及时有效的发现问题;也并未履行职责,对相关侦查人员进行询问,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疏导并告知其所享有的权利。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体系制度和实务工作出现的问题,致使非法证据无法有效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法有效适用。

  二、非法证据排除在国内外的立法现状与研究现状

  (一)国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与研究现状

  1、国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

  2017年“两高三部”正式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此项规定对于以往的刑事案件中所出现的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补充,对于诸多现实性问题做出了更有针对性的回应。

  首先,该项规定进一步确定了非法言词证据的范围[主妇爱便宜汇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务解读(下)》2017.8.3第一页]。从以往的痛苦规则逐渐转向为以痛苦规则为主,兼并自白任意性规则。对于以“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遭受到巨大的痛苦而被迫作出的供述“视为非法言词证据。

  其次明确了重复自白效力以及排除例外。对于受严刑逼供而做出的重复性自白供述,应当予以排除;对于排除例外则对进行了两项规定,即在更换相关侦查人员之后在得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之后,自愿供述的,以及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以及审判期间,相关司法人员及时告知诉讼权利及认罪的法律后果后,仍愿自愿供述的。

  非法证据排除及相应的侦查监督应当及时同步。即对于应当依法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不能作为批准逮捕移送审查程序的根据,亦不能作为批准逮捕,移送公讼的根据。而对于重大案件检察院驻看守所检查人员应当按时核查是否存在严刑逼供以及非法确证的情形,同时应当对此采取不间断的同步录像。

  重视对收集证据过程中程序的合法性。即应当对证据采集过程进行合法性证明材料的收集、制作及保存,以保证相关证据在程序的正当合法性。尤其是在庭审过程前,注重实施庭前会议制度,以此来较好的完成对非法证据的审查。

  2、国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现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重要证据规则,是保障人权与维护司法公正,推进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司法界,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有不同的态度,主要有以下几类学说:

  (1)完全排除说。该学说认为应当参考借鉴美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经验。无论是言词证据或是实物证据,即便查证属实,但存在使用非法手段获取的情形时,都应予以全部排除,该证据也不应具备法律效力。例如中国政法大学杨宇冠教授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所主张的,以研究借鉴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主,丰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理论与实务的完善。

  (2)客观肯定说。该学说认为应当将使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行为与所收集到的证据本身区别开来。若该证据经查证属实,则应具有法律效力,对使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行为追责。例如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巡视员张桂勇教授在《论刑事证据中的非法证据》中主张应当将收集证据时程序上的违法与所获取的客观证据区别开来,对证据本身进行核查,依据真实情况选择采纳

  (3)区别对待说。该学说认为应当严格区分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对于言词证据,只要系非法所得,则应予以排除;而对于实物证据,其本身具有较强的客观真实性,只要经查证属实,则应予以采纳。

  (4)线索转化说。该学说认为只要是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都应予以排除,但可以将这些非法证据转化成线索,在此基础上采用合法手段重新收集证据。例如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郭志媛教授在《刑事证据可采性研究》中主张的可以以所获取的非法证据为基础,通过另立合法程序再调查的方式重新获取合法证据。

  (5)权衡采证说。该学说主张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应当根据其不利危害和有效价值进行权衡,同时应根据案件的危害程度,取证违法行为的程度来确定非法针具是否应当排除。例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汪建成教授在《非法证据之证明力之我见》中所主张的,应当是案件具体情况,获取证据的非法程度,法官采用自由心证,对非法证据权衡后酌情采纳。

  (二)美日两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与研究现状

  1、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与研究现状

  (1)立法现状

  美国最早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初是为了震慑警察的不法行为而在司法实践中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后来经过美国法院对无数案件的总结,其内涵以及使用范围不断扩大,逐渐成为一项成熟的法律准则。其规定也更加符合宪法修正案的精神,

  美国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最坚决的执行这一规则的国家。通常是由被告人在庭审前向法院提请非法证据排除的动议程序,这里被告方只能主张自身受到被侵害宪法权利而获得的证据,法院可根据案情的影响程度而选择是否举行专门的听审。对于非法证据也采取一般性排除原则,即一般情况下是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都应予以排除,例外情形除外,以求做到兼顾保障人权与发现案件真实的双重意义。

  美国相应提出的例外原则:

  1.善意的例外,即在取证过程中警方出于善意的主观意念,且有正规的合理相信的理由。而非故意违法取证,这一项规定是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下的一项重要准则。其在司法实践中又分别有三种情形:法官命令错误导致的情形、立法者错误导致的情、计算机信息错误导致的情形。

  2.独立来源的例外,即在先前违法行为中发现的,但后来取得的证据未受先前违法行为影响的,若能证明该项证据是独立的来源,则该项证据则可以认定为定罪的证据。[董健君《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2010.6.15第二页]

  3.必然发现的例外,即在搜查证据的过程中,即便警方采用了非法的手段,但其可以证明可以采用其他合法的行为收集到该项证据,则此项证据依旧可以被认定为定罪的依据。

  4.微弱联系的例外,又被称为洗净的例外。是指在警察侦查过程中,虽然发生了违法行为,但却可以后续的侦查中采取了一些列的合法行为进行了补救以及洗净,则该项证据也会被法院所采纳。

  5.附带使用的例外,其又称为反驳的例外。指指控方用非法获取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前后的逻辑矛盾,针对此法院法官也将对次选择是否开庭,其法官也将行驶最终裁量权。

  (2)研究现状

  美国作为典型的判例法国家,主要针对总结各类实例案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效力与适用情况进行补充说明。美国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曾经指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都将是主流趋势,即便例外情形在不断出现,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不可能被废除,该规则是保障人权,维护宪法精神的重要保障。

  第一种主要学说观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反对学说。该学说主要认为首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会极大程度的影响警察的刑侦效率,致使警察刑侦缺乏主动性,不能够及时有效的抓捕罪犯和搜集证据;其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会弱化司法权威,由于非法证据的排除会使少部分罪犯逍遥法外,而导致公民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最后该学说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乏吓阻效果,因司法实践中会出现犯罪情节轻微或犯罪人放弃法庭审理的权利,所以不会出现举证与质证的程序,以致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警察的取证行为缺乏有效的吓阻效果。

  第一种主要学说观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赞同学说。该学说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符合宪法规范和宪法权利的要求,同时非法证据的有效排除可以保障民众的自由权,维护司法公正,而在比较法层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普遍现代法治国家所适用。

  2、日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与研究现状

  (1)日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

  日本在刑事诉讼法上吸收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优点。一般在庭审前不启动证据调查程序,对于非法证据排除主要采用自由心证原则和证据裁定原则,一般性是由被告方主动提请进行证据调查程序。但必要情况下,法院也有权进行证据调查,对非法证据排除以“申请为主,职权审查为辅”的方式进行。

  (2)日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现状

  非法证据排除在日本司法届与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基于日本实体案例的审判情况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借鉴情况,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学说:

  宪法保障说。该学说认为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应当参考宪法精神,基于宪法对人权的保障以及对司法公正的维护,应当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

  司法无暇说。该学说认为司法具有廉洁性,为保障本国公民对司法公正的信赖,对于非法手段所收集的证据,都应予以全部排除,故并不存在瑕疵证据之说。

  抑制效果说。该学说认为为了抑制将来可能发生的违法侦查行为,有效排除非法证据是最佳方法。日本学者田口守一认为:“应当以抑制效果说为主,同时考虑另外两种观点,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悄悄法律人《日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8.11.8第四页]

  (三)中美日三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分析

  笔者主要针对中美日三国立法现状以及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总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价值多元化的结果,其本身就是改变最初的发现犯罪、惩罚罪犯的单一诉讼价值,确立起程序公正,保障人权的现代法治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也根据各国不同的传统法律文化、犯罪状况、判例状况、刑事政策以及诉讼目的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同。例如英美法系较为典型的美国,其最早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宪法,强调个人权利和程序正当,对非法证据多以直接排除为主,特殊例外情形为辅;而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则是以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秩序为主要价值取向,如日本对非法实物证据所采取的态度即为法官的自由心证,对其证据的证明效力也加以审酌。而审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则是与其他两个国家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于人权的保障情况有较大的差距。

  基于近些年的冤假错案,我国对于非法证据排除在立法层面进行了补充。如对于非法言辞证据的排除,认为若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不受其先前迫害的影响,则可以被采纳;而对于非法实务类证据也进行了重新划分,更加细致的确定了非实实务类证据的范围,这也是中国刑事诉讼法日趋完善的特征之一,但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不小的问题。

  三、当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些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提升了,但是该规则的实效作用并未得到有效发挥,也并未真正的从规定走向实践。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诸多“死”条文现象,或是在诉讼过程中的“不会用、用得少”等问题,而大部分非法证据的排除也是基于定罪量刑不受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的排除。首先以非法实物证据为例,在司法实践中,若实物证据与案件具有关联性、真实性,则法官多数不会以侦查机关系非法取得且不能补证说明而排除,认为该证据不过是有瑕疵,但并不影响对事实的认定。而绝大部分法官也将自由裁量的排除非法证据理解为自由裁量的选择非法证据;其次对于辩护律师所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法院也极少举行庭前会议,或是对该项证据进行专门调查;对于辩护律师所提出的非法证据也都是一笔带过,法院与检察院更不会主动启动非法证据的审查程序。

  (一)在体系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律师在场制度不完善,辩护律师主体地位不明显

  律师在场制度源于英美法系,主要是指律师可以在案件侦查阶段介入,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进一步维护司法公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检察机关在第一次询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利委托辩护人,但适用该规定时司法人员在侦查阶段临近尾声时才告知有此种权利,辩护律师也无法及时有效的获取到相关信息。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官对辩护律师提供的非法证据线索一般也都是置之不理,而且对于辩护律师存在一种抵触心理,使得很多真实宝贵的意见无法被采纳。出于检察官自身身份的特殊性以及舆论的压力下,对于与检察官“搞好关系”的辩护律师也均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对于其所提出的非法证据更多的也是选择避而不见,更谈不上与之探讨沟通。

  2.公安机关司法独立性受扰,缺乏有效的救济措施

  我国案件的侦查权力归属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既是国家的行政机关,人民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司法机关之一。它既行使国家的行政权,又行使国家的司法权,具有双重性质。在侦查案件过程中,通常会受到同级党委领导组织和司法机关的双重干预,无法独立完成案件的侦查与证据的采集工作。首先在侦查过程中,普遍倾向于对同级党委领导组织的服从,检察机关无法对公安机关实行有效监督;其次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界定模糊,一是违法程度标准无法明确,对于违法行为较轻的,公安机关将通过拘留、罚款等方式行使行政管理权;对于违法行为超过一定限度的,公安机关将会行使司法权。在侦查过程中,部分侦查人员会故意混淆两种职能,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侦查,致使超期羁押等行为的出现;二是公安机关对违法侦查行为享有审查权,通常对违法侦查行为进行内部处理,无须通过法院授权和审查,且侦查行为在行政诉讼法中属不可诉行为。部分侦查人员对内部审查都秉持着无关痛痒的态度,“熟人”、“自己人”的观念,致使侦查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监督,侦查过程中的违法侦查操作性增大,致使定罪证据存在瑕疵或非法证据无法有效排除等问题的出现。

  3.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困难,无法发挥检察院的把关职责作用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启动程序的主体一般是由被告人或辩护人提请的,而审判人员或公诉人主动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微乎其微。由于被告人或辩护律师对非法证据获取的线索少,基本依靠检察院对证据侦查手段合法性的审查,而导致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检察院法院占有较大比重。在实践当中,部分检察院法院会为了给侦查机关“留面子”或不让相关人员受到惩罚,会对相关行为进行私下口头劝告,而不会出具相关的文书调查,无法真正发挥检察院的把关职责,对非法证据排除采取较大的容忍态度。

  4.实务工作中概括性词语较多,侦查人员可操作空间大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语言信息的多义,模糊不清的概括性词语较多,导致司法人员在实务工作中会依据主观性对这类概括性词语的含义引申甚至扩大。寻找类似法律条文或规定变相的满足刑讯的需要,达到尽快的侦查审结案件的目的。

  (二)在实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司法人员对于绩效的追求

  受”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传统司法观念和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影响,我国司法人员普遍关注案件侦破与案件审判的效率,忽视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程序的合法性,对于非法证据排除也均视而不见,基层法院案件较为明显。首先为了加快案件审理效率,尽快还原案件事实真相,法官会忽略相关非法证据。对于一些关键性证据,通常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忽视程序公正的要求而致人权的侵害;其次,司法机关自身的问题、司法人员执法过程中法律意识的薄弱,司法人员对于办理案件绩效的追求,导致在程序上出现违规调查取证、滥用强制措施、执法不当等问题;部分司法人员的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严重,出现忽视法定程序,任意执法等现象。

  2.侦查人员高科技侦查手段理解概念偏差,对科技侦查手段所获取的证据性质不明确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高科技犯罪成为主流犯罪手法,网络犯罪的技术手段种类层出不穷。侦查人员对于高科技侦查手段理解具有偏差,类似于公安机关相应的监听手段,是否应当作为非法排除的证据;例如使用科技手段对同案犯的供述音频、视频加以修改,播放给犯罪嫌疑人看,是否构成非法证据;微信聊天证据的非法证据排除,应当如何认定。此类问题在实践当中也无法有效认定,对于这种通过科技手段获取的证据其证明效力和证据性质没有明确。

  3.无法切实进行庭前会议制度

  庭前议会制度属于庭审前的准备程序,是指针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为了避免在庭审过程中的中断以及拖延,为了保障诉讼效率而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各方参加,对庭审过程中的程序问题进行必要沟通处理[王博《庭前会议制度的梳理分析及完善》2016.5.16第二页]。首先非法证据的排除则多应在庭前会议上进行讨论,对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进行明确的界定,对于瑕疵证据应当进行及时的补充说明;其次庭前会议制度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是由审判人员决定召开。但对于尚未进入庭审的案件,审判人员明显对于案件事实、关键证据、争议焦点若于已提讯或会见过当事人的公诉人或辩护人;此外,庭前会议中所达成的合意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对审判人员、公诉机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不具有约束力。

  四、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立法层面已经较为完善,但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却总是差强人意,无法达到行之有效,而且也无法建立一套与其相对应的一套完整体系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是未来法治建设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既可以保障人权,又可以最大程度的做到司法公正,兼顾诉讼过程中各方的利益。而更好的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之真正成为刑事诉讼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构想:

  (一)体系制度的完善建议

  1.完善律师在场制度,加强律师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用中的主体作用

  完善律师在场制度,是为了更大程度的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好的维护司法公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给辩护律师提出的一种辩护新思维。新视角。适当的提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和完善律师在场制度。在侦查起诉阶段发挥辩护律师的监督作用,并能够使辩护律师更好的收集证据线索以排除非法证据,建立检察官与辩护律师的沟通机制;设立针对辩护律师所提出的有关非法证据的审查程序;细致辨别辩护律师所提出的非法证据的证明材料与线索,并对此类证据严格审查,出具理由充分合理的处理意见书,并将其及时反馈给辩护律师;以此来更好的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与司法程序的公正性。

  2.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救济举措,加强对公安机关侦查行为的监督举措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三者地位“天然性”的不平等。故笔者建议,应当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救济举措,即拓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主体范围,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其近亲属以及法定代理人均有权利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而侦查机关及犯罪嫌疑人,在检察机关作出非法证据处理决定后,有异议的可以申请救济程序,即对其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复议;若仍不服从决定的,则可以在庭审过程中向审判人员申请,由审判人员对此作出相应裁定。

  3.严格明确责任制度,并设立相应的考察处罚机制

  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在侦办案件时,律师本身受到诸多权力的限制,所以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也应当主要由检察机关承担;且应当做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而当检察机关无法证明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或程序的合法性时,审判机关则应对此项证据予以排除。

  而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况应当列入检察机关的日常考察当中,明确检察官在非法证据排除过程中的责任;对于未及时准确处理非法证据排除情况的检察官应当进行相应惩罚,并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相应的控告权利,交由相关的纪检部门督办。

  4.消除实务工作中模糊不清的概括性词语

  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经常出现的等、类似这类模糊不清,概括性强的词语应当予以消除。严格限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范围,不以此类词语作引申,扩大其含义;对于实务工作中的相关概念应当加以限定、明确,对于实务工作中的具体规范也应当加以明确的规范,而不是宽泛笼统。

  (二)实务工作的完善建议

  1.加强转变司法人员传统观念意识

  我国司法人员普遍仍处在重正义轻程序的传统思想观念下,往往轻视程序的合法性。针对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加强一线司法人员的法律理论培训,定期开设相关法律培训课程对思想观念落后的司法人员进行培训;对于典型不愿转变,顽固不化的司法人员,甚至可以开设“回炉班”进行再教育。同时可以开展定期的学习交流,派驻检察官去同地区的优秀检察院进行为期7-15天的学习,进行工作经验交流。以做到司法人员执法观念的更新,更好的推动实务工作的开展,更加重视程序的合法与人权的保障。

  2.注重提升司法机关侦查督办案件的科技手段,对高科技犯罪情形的非法排除予以明确

  在当下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科技的进步不仅仅给人们带来便利,数不胜数的高科技犯罪也给司法机关带来了很多的麻烦,诸多问题也迎面而来。高科技犯罪也日渐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以计算机为首的高智商犯罪日趋成为主流犯罪方式。而随着网民的数量增多,网络技术的普及,网络犯罪人群的年龄也日渐年轻,无意识犯罪数量增多,加之网络的爆发性及不可控性。传统犯罪中的盗窃、赌博等也逐步走向智能化,线上模式,侦查机关针对此也应当提高自身的科技手段,加强对高科技犯罪的管控。

  针对于此,笔者认为针对此类涉及到高科技类型的非法证据的排除。我们更应当注重其证据的来源形式,如微信语音,以非法拘禁、暴力威胁、欺骗诱骗等手段获取的应当予以排除,而以偷拍、偷录获取的证据应当予以补充说明,视情况的严重程度而酌情采纳;针对侦查机关在侦查案件过程中,以科技手段模仿、修改相关视频、音频,以此来诱导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对于情节严重的,应当予以排除;对于情节较轻的,可以适时举办专家听证制度,对该项证据进行听证,最终由审判人员选取采纳。

  3.加强发挥庭前会议制度的作用,增强司法权威公信力

  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应当侧重于放在庭审之前,以加快诉讼效率,应当正确发挥庭前会议制度。对于非法证据排除存在异议的,或者在排除非法证据过程中出现难点问题,意见不统一的,均应当在庭前会议中提出并解决。而更好的发挥庭前会议制度的作用,能够有效的加快诉讼审理的效率,可以更好的将一些诉讼过程中无法及时处理的问题解决;而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前会议制度下,则是能够受到更加公正的对待,犯罪嫌疑人对此也是更加的信服。

  尽管本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立法层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效,法律地位也随之提高。但是一项规则的有效适用还需要有其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良好的司法环境,为了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到有效应用,推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笔者认为应建与立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配套的制度体系。如完善律师在场制度,有效发挥辩护律师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主体作用;丰富辩护律师收集非法证据的线索渠道,提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地位;法官对辩护律师提请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应当加以重视;建立起相对应的责任体制制度。切实有效地发挥检察院、法院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主导作用,有效的保障被告人的人权。对司法实践中所出现的实务问题,也应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如有效发挥庭前会议制度,加强对司法人员的教育培训,加快转变司法人员的传统司法观念等。以达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真正价值,切实保障人权和维护司法公正。